《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如果这样组合，它说的是上海的事情；换一种组合方法：《七情六欲——上海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呼之欲出。

1965年我还没有出生，本书作者王唯铭应该还是一个背着书包穿行于上海街道的少年，而这个早熟少年，他的目光不在校园里停留，他注视着街角那个青年：“他的一身穿着是这样的：格子衬衫包裹着上身；裤子将臀部绷得紧紧，裤子的脚管只有4寸，寻常的脚根本无法进入，因此，狭窄的脚管处装了一根锃亮的拉链；脚上是一双火箭般刺向前去的尖头皮鞋；发型是1965年最流行的两种之一：大包头，包头上因为涂抹了许多凡士林而闪亮异常。”简单的文字，细碎而富质感，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揶揄和嘲讽；把这样一个人物放进那个我所不知的年代，其中弥漫出的貌似真实的虚构气息让我迷惑而出神。

毛泽东逝世、《拉兹之歌》、麦克.哈里斯、邓丽君、矿石收音机、手抄本、让.雅克、FEC、A阿里巴巴和弹吉他的张行、费翔、崔健、G30录象机、出国潮、股票和杨百万、重金属、踏脚裤、中生代、新人类、SUV、波波族、拍摄暴民、文身和打洞、无情无性和有性无情……如果把这些视为关键词的话，在这些关键词的背后，激荡着一个叫上海的中国最发达城市近40年的心绪，而这万千思绪都由一张张各不相同的上海面孔来表达——那些闪烁在深宅大院里养尊处优不可一世的面孔，那些躲闪在狭窄里弄中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黯淡的面孔，那些沐浴在新世纪光线中的长着绒毛的青春的上海面孔——而这些面孔上，都有着一双充满欲望的潮湿的眼睛。在这个中国的时尚之都，欲望如潮汐，起起落落，永无休止。

王唯铭称自己为“狩猎者”，这个称谓对这本厚达四百多页、三十多万字的书的作者而言十分准确——首先，他是冷静的，他像个真正的猎人，在黑暗中逡巡，孤独而敏锐；其次，他是肉感的，狩猎者和猎物的关系是身体和身体的关系，他的身体、身体的气息和猎物融为一体，暧昧的爱、恨和对抗弥漫在他们中间；他还是无情的，狩猎者瞄准自己的猎物，满怀激动、惋惜、成功感和嗜杀欲，在黑暗中，抠动了扳机。

写城和读城是当前很大的时尚，一部分人深切悼念着一去不复返的古老城墙和蓑草夕阳，一部分人热烈讴歌着后年代主义冰冷的钢筋水泥，更有甚者，为着一个城市里长官们的意志和好恶而改变自己的城市立场。在王唯铭这里，他以大量体验性、自述式文本为基本框架，结合个人化的批评和通讯式文本“海上人物志”，为上海近四十年的风云激荡作了一次“私”写作——这个“私”当然不是那个“私”，是私人之私，是个人思想之私，跟下半身的“私”基本没有关系。

还有那些照片。比方这一张：留分头、穿西装打领带的男青年背着女朋友的小坤包，穿喇叭裤烫了头发的女朋友戴着俗称“蛤蟆镜”的模仿麦克.哈里斯的太阳镜，走在上海70年代末的阳光里。这样的场景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滥觞之地应该就是这过去的十里洋场。还有这一张：热恋的男女在公园池塘的游船上肆无忌惮地热吻，船也悠悠，水也悠悠。这一幕，上映的时间是

我不谙世事的少年时代，情欲像那时仍然清澈的河流里的卵石，清晰而单纯。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一部分在云南一个离省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度过，关于所谓时尚，我比较早的记忆是邓丽君的歌、“蛤蟆镜”和拎在穿喇叭裤的人手里四个喇叭的日本“三洋”收录机，而那时，省城已经开始流行喇叭裤，而那时，遥远的上海已经在让.雅克空气般透明的音乐中醉过去——都没有错过什么，虽说赶上来的时间有早晚，所有的中国城市，大江南北，在大致相同的七情六欲里跃跃欲试、欲罢不能、欲火焚身，在对一个个欲望泡泡的追逐中浅吟低唱、徘徊彷徨、渐行渐远。

“欲望手纸一样简单，人生黑洞一般神秘。”王唯铭用这句话来做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在同一章他还这样说：“一种欲望超越了所有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最原始的欲望，性的欲望，甚至有的时候连性都找不到了。至此，我读到了一个中年上海男人有所失落的沮丧和不失优雅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