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肺的非临床报告

有句俗话说的是：“老子肺都气炸了！”这经常是一种夸张，类似于“我爱你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你就是我心目中最最明亮的星星！”等等等等，说话的人未必事先就存了欺骗和戏弄之心，只是世易时移，过去都被雨打风吹去，所以激情成了荒诞，诺言化做疯语，世间事大多如此。不过这回我说的是自己，就是说——我的肺“炸”了。之所以打上引号，意思是说肺不可能真地炸掉，这种说法修辞中叫夸张，其实是我的肺通了两个洞，空气就进到了胸腔里，肺小了，呼吸就困难，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这就像我们经常在电影和传说里看到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由国家里两个贵族青年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爱情来发动，我气喘如牛，汗如雨下，面如土色，心跳如鼓。在医院门诊部，一位戴眼镜的男医生只用听诊器贴了贴我的胸部就说：“气胸。”此前他刚刚对一位女病人进行了长达三十分钟的望闻问切，据他自己说女士受了美容广告的蛊惑去隆胸，结果把胸搞坏了云云。至于我，事情到了这一步，只好住院准备手术他说。

医院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在医院为车祸身亡的朋友送行，目睹父母的老友被癌症琢磨成一具骷髅，守护被莽撞的司机带倒在地的母亲，听一个曾经豪情万丈的男人对我说：其实什么钱呀女人呀地位呀都是瞎扯，身体好才是第一位的；有那么一个黄昏，也就在我今天看病的这家医院住院部的16楼，我去看一个摔了头的朋友（他的故事有些让人迷惑：他是在家里给饮水机换水，结果被沉重的水瓶带倒了），我在他病房里碰上了多年不见的大师兄，我和大师兄去楼道里抽烟，说起大学时候的事，谁现在已经是富翁了，谁被美国人耍了，谁进了精神病院，谁已经死了；烟头在夜幕将临的时刻是两个很人间的、温情的红色亮点，大学时代的诗句一一滑过——“啊，那时呀那时，那时我多么年轻！”“我说，我对自己说，我多想，多想碰到一次爱情。”“是谁拿走了春天的最后一个花瓣？如今的大地多么冷清！”等等。医院和一个人的受伤成为这些句子次第上演的背景，词语染上一层冷厉的青灰，过去的朗诵者如今在我们不远处昏睡，七十多岁的老父低垂着雪白的头颅。

如此我进了医院，成为胸心血管病专科的住院病人，本来我所在的病房只有两张床，现在加了一张，这张床比两边的要矮好多，形成高原低地之势；我左边是一个退休工人，跟我是同样的病，据他老伴说是戒烟的结果；右边是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除了他自己所有亲属都知道他得的是肺癌，去日已是无多。这恰好构成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比很多蹩脚导演的安排要好得多了。这是第一天。

B：医生和护士

住院部五楼走道的一个大玻璃宣传栏里贴着二十几张相片，都是衣冠楚楚的样子，医生都是一副专家相，护士个个展现出善解人意的微笑，走廊就生动起来了。

主任戴着眼镜，是位博士，话不多，就是我们眼中专家博士应该有的样子，三十多岁就当上一家著名医院的外科主任，当然不免有时显出些志得意满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呀。副主任有一双鹰眼，面无表情，在走廊里风一样穿过，像国产电视剧里的卧底英雄。其他我见过的医生都长着医生的模样，手指纤细光滑，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像权威一样紧锁眉头，挺好的。护士们把脸藏在大大的白口罩下面，只露一双眼睛，所以每个人的眼睛都很大，因了下半个脸的呆板而更显得生动，我老在想这样的眼睛下面应该安上什么样的鼻子、耳朵、嘴和嘴唇，笑起来是什么样？从口罩后面传出来的声音一律非常年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她们有着怎样的生活啊？她们经常看见死亡和离别，会变成铁石心肠吗？我们的责任护士不戴口罩，她说她姓张，有事找她就行了；我的术前准备是她做的，其实就是把所有的体毛都剔掉，她说：没有关系，我生孩子的时候别人也把我剃掉的。这种纯粹民间语言方式的说法，使她成为我眼中的民间心理学专家，她真是一个好护士呀。这还是第一天。

C：关于病人

退休工人是在晚上快要睡觉时发病的，当时他正等着老伴热洗脸水，突然就像一只被拔掉气门芯的车胎一样歪在了地上，用老伴的话来讲“太像开玩笑了”；他瘦得像只蜥蜴，皮肤灰黑，眼睛陷在薄而宽的眼袋后面——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从他身体上拉出来的一根塑料管，管子的一端有一个电瓶似的装置，他领着这个东西睡觉，牵着它上卫生间，两位一体，这就是闭式引流的装置了，卧底英雄说我手术后也要整一个背着，背就背吧；不过说句有点自恋的话，对于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来讲，即将出现的这个场面多少令我感到不舒服，还有了一点担忧。

我们和疾病的关系就像一场又一场不平等的恋爱，一方哭着喊着非卿不嫁，一方则是避之惟恐不及；小病是新婚夫妇的浅嗔薄怒，可以培养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操，久病是生拉活扯的买卖婚姻，大多永不能和谐相处至死方休；而我这场不请自来的不大不小的病，神似单相思：如附骨之蛆，如执着的债权人，如拉长了的梅子黄时雨。

老人沉默着倚在床上，当过兵的人，对疼痛有着超出常人的耐受力，虽然在重病当中也保持着整洁的仪容：不多的头发向后梳，还对看护他的人提出要刮胡子；我原来以为他一定是个退下来的领导，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来看他，后来病房里的人说他是单位开交通车的，看他的人其实好多是给他女儿面子，他女儿生意做得很大；他耳朵背，其实我疑心是把不想听见的东西故意地不去听，但只要是有关他病情的，哪怕是只言片语，他的耳朵也会像精密雷达一样地转起来，舌头叩动假牙：“你们在说我吗？”他胸腔里时而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好象一段正有火车开过的黑暗的隧道。这个老人，他松弛的有着令人不安的灰白色的身体蜷得象一粒掉在地上的开裂的病果子，栽在背部的长管子不断从他身上吸出红红的水，并以此为残酷的暗示；另一方面，八十多年可不是说过就过这么简单，他的人生经验和生命直觉都在告诉他答案，只不过没有谁会自动放弃生而投奔死；他严格遵医嘱，忍着巨痛被搬来搬去，为三天来的第一次大便高兴地大声叹息，又为肿起来的脚忧心忡忡：“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差不多了。”女儿骂他你有病咯尽想些乱七八糟你要死还早，他就嘿嘿地笑。这人生苦旅的最后几步看来无论如何都不会走得太容易。这是第二天。

D、如何将回忆填进失眠之夜

L从六楼摔下来的时候，最少应该在空中停留10秒吧？他会想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过了10年还让我欲罢不能，是因为L不是寻死，他的坠落既不关乎人性的脆弱、审美、对命运的拷问，也不是处心积虑的行为艺术，原因实在简单：他没有带家门钥匙，就从楼顶用皮带套住墙面上的水管想荡进阳台，这时—-皮带断了。这个对生活充满善意的嘲讽欲望的天真的男人，他的消失使我第一次在最接近肌肤的地方有了“离开”或者“远离”的体验：那只就是他昨天喝酒用过的杯子，他半倚半躺的姿势今天还氤氲在那把扶手椅上。

外面的生活现在是与我无关了，我的桌子空着，茶杯空着，躯体被搬到这个地方，白房子白墙白床单白被，工地在大约二百米开外，脚手架上的工人像丛林里灵巧的野兽，不断有人在走廊上经过，有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男人，总在吹口哨，总吹一只曲子，是“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在这种环境里，多少有点象征意味，所以我毫无道理地觉得他应该是个高瘦、背微驼、手指细长、谈过一次以上恋爱的中年人。）

至于Y和L，我最好的朋友们，他们是在上次事件四年后和某一个月中走掉的，我记得那是一个极其闷热的夏季，人们狗一样伸出舌头喘粗气，有个熟人练一种功给练坏了，逮着一个认得的就冲他（她）吐口水，说：“庸俗！点不透！离开昆明！”

Y在我的老家的公路上开车时钻到东风车的肚子里去了，把他弄出来的时候撬弯了两根撬棒；同车遭遇不幸的有他的表妹和他公司的财务——顺便说一下，Y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服装，是公认的心地善良的个体户——车出事的时候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他表妹，右边的他的一双手死死地握在方向盘上，这就充分证明作为一个近5年驾龄的老手，Y是已经尽量采取措施了，只不过电光火石，无论怎么做都来不及了。表妹的在场使不幸逐渐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演变成了悲伤的浪漫故事，这符合我们那个地方自认为熟谙人性且正在跟庸俗现实做殊死斗争的中青年文人的世界观和美学观。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这个词的意思我想用不着解释，顺理成章地我也就用不着公布在这件事上我的态度。我只是很难过，Y的过早离开又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这个无情的悖论到底想把世界的哪一部分真相收起或拿出，或者是否为了在更大更深更广的命运结构上成就或毁掉什么？家里人说，Y那天出门前的表现很不寻常，他先是一定要把自己平时抽的水烟筒带到车上去，还说不能把命根子留在家里；然后他把还不会说话的儿子抱在怀里，对他说要听爷爷奶奶妈妈和几个姨的话，然后他出去上车，然后就再没有回来。Y的永不会再次出场注定了质证的不可能，而这些话和情景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对宿命的默认和追求形式上完整性的戏剧感一直让我心存怀疑，不过我也一直没说。Y的儿子，眼睛特别像他，大而多情，被很长的睫毛盖住。

我病床外是一个工厂高大的车间，面对我的铁质框架的窗子像一只空洞、傻呼呼的独眼；中午老有一个半光头的人在窗子的正下方看书，现在是深夜，当然就没有人了，我在想象中听见了虫子的叫声，他们爬满回忆的天窗，触须全部张开——我说过，夜是人性和存在之物的核心。

这是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