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粹

                        一、 茶壶、茶杯 

吃茶要用壶和杯。

“ 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近代怪杰辜鸿铭先生的高见。

这位辜先生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而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国第一”，倒看英文报纸反挖苦嘲笑他的人“正着看能看懂算什么！”民国后还坚持留辫子、崇尚纳妾、缠小脚等国粹，实属近代史上最牛的海归。

近代史是西洋写就的，今时今日之生活无一不是洋人之发明，大家穿洋装，吃快餐、说英文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少数特殊宗教信仰的国家外，一夫一妻制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同，即：一壶一杯。

可是一壶一杯，是不是看起来有些寂寞？茶壶总是比杯大些的，而杯子盛不下的部分，茶壶如何打算？自然是要寻找新的茶杯做知音将残茶倒个干净方才罢休。所以辜先生的最后结论是：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看着都碍眼。

然而不论多大的壶容量终究是有限的，如何摆脱等待浇灌的痛苦折磨？附庸的杯子们要都独立了才成，否则很可能因妒成恨导致内乱以至全体玉碎。

辜鸿铭先生似乎很有些哲人的风范，彼时的西人曾把他看作东方的王尔德，可惜他不光没有同某某断臂这么豪放，似乎在思想上差的不是一个档次。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书中这样评价国人“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以至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因为有着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所以体现出难以言表的温良……”而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就是民族魂。”

近代是所谓科学造就的近代，相比“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更为抽象的格致之术确实很不为当时的国人所重，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较之李，一位生长于海外接受了当时的精英教育的博学之士穷其一生之学识最后也得出此种近乎梦话般的结论，着实令人好生困惑，他醉心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偏爱隔夜陈茶碎渣？

一个孩子，思想像大人是智慧，反之，不是白痴么？

辜鸿鸣的另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日本必须把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作为日本的天职”，这个当然就是后来的“大东亚建设论”，写就亚洲很多国家辛酸史的“共荣圈”。如今的日本在传统文化上就像是跟随罹难主人的忠仆，小心翼翼可怜巴巴地珍藏着那些久远但数量很少的东西，走在国立博物馆里似乎随处可以听到那一声叹息。

辜先生是个矫枉必须过正的人，这是他思想的巨大悲剧。

无独有偶，同样是自幼接受西方文化熏陶洋文比母语好的同时代的另一位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日本的冈仓天心则站在民族文化濒临灭种危机的时代奋笔疾书了《The Book Of Tea》，其中开篇就是：茶碗论：“人享乐的茶碗极其之小，甚至常常为泪水所充盈，相对无限而言因我们那无法平息的渴望也迅速随之一饮而尽。我想大概也没有人会非难我如此重视茶碗。”

我很欣赏天心的看法。茶壶和杯都是独立存在的，因为某些关联而暂时成为一体，如果失去了自己的“器”那么今生今世只能在无限的欲望中被迫颠沛流离。最好成为一只独立的茶碗。简约概括为“器物”的西方文明，也就是今天的尊重个体的民主。

冈仓天心同辜鸿铭一样也醉心于文化复兴，提倡由日本来拯救东亚文明。与当时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较其年长的日本近代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则提倡“脱亚入欧”成为日本迅速跻身列强的重要指导理论。“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

而中国文明呢？概括为道德礼义，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然而中国人的无助表现在：但凡有了心理挫折一定要重新回到孔庙接受重新洗礼。（福泽谕吉《脱亚论》）

从辜鸿铭、梁启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始终持一种对立的，半信半疑的态度，随时准备挑对方的毛病，这一点与日本的态度非常不相同。

日本的精英们更多关注的是走出去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问题，而中国精英考虑的，是如何为中国自身寻求一个孔教崩溃后的替代性意识形态（即种种“主义”）并使之中国化的问题。前者显然比后者有更多的全球眼光（部分观点引自：林思云文章）

英国人从中国买走了茶，送来了鸦片，轰开了国门，终于让中国人发现在极乐净土的西边，还有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