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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良知大法(新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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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良知大法(新稿全文)   
东海一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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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次数: 1



头衔: 海归准将

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6/09/21
文章: 1398

海归分: 164915





文章标题: 良知大法(新稿全文) (822 reads)      时间: 2008-11-20 周四, 18:08   

作者:东海一枭2海归酒吧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良知大 法(新稿全文)
上篇
一、心物一元
很多人包括儒者将良知当作一种善念、善意、善心理解,肤浅之至。那样子致良知,只能永远停留在意识层面乃至一些表面态度、外在规范上,琐琐屑屑结结巴巴缩头缩脑缚手缚脚,最高境界也不过是成为一个好人、善良人罢了。

儒家下学上达。善念善意及万千善行,可以为“上达”提供必要的福德资粮,但这不是究竟道,不是无上道,局限于此是不能“上达”的。只有解悟并证入的良知,那才是人生的大福德、大成就。

这里的良知,指的是宇宙本体亦即生命本性,那是一种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事实存在,非心非物、亦心亦物、心物一元。它不是意识与物质,不是感官可以把握的自然事实,无法从自然科学的知性范畴去推演,只能通过内在体验来肯定,故非心非物;它能够“生”天“生”地“生”万物“生”人类、“生”出宇宙万物与人类的肉体身意识来,可见它兼具意识与物质的性质,故亦心亦物。

也就是说,良知不是宇宙万物和肉体生命,但它潜藏着宇宙万物和肉体生命的种子,良知不是意识心,但它潜藏着意识心的种子,机綠成熟,就可以“生”出宇宙万物与人类肉体与意识来。

就本体言,心物浑沦为一,就现象言,心物不二而又有别:物质与意识都是现象,同“出”于一体,但两者表现形式不同。好有一比:干、枝、叶、花都从一粒果核里萌生,同“出”于一体,但形式各异。种子不是干枝叶花而又兼具干枝叶花的性质。以果核喻本体、干枝叶喻物质、花喻识心,就容易明白了。

这个本体本性,借用唯识学的名相讲,它能藏、执藏、所藏一应俱全,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种子都在里面(所谓“种子”,指—切精神的、物质的信息),佛教称这个“东西”为阿赖耶识。阿赖耶意译即“藏”,无法不含,无事不摄,是名藏识,是一切事物得以保持的自性和本源。关于阿赖耶识的能藏、执藏、所藏功能,冯学成居士的解释颇为通透。他说:

阿赖耶识的功能之一是能藏。这个作为物质——生命——精神主体性的“识”,能够接受和容纳现在和未来对它产生作用的一切信息。阿赖耶识的功能之二是所藏,能够储存过去现在对它产生作用的一切信息。阿赖耶识功能之三是执藏——能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信息牢牢地储存在其中,作为其存在的内容和能源。(冯学成居士《心灵锁钥》)

只不过,一般理解阿赖耶识是净染同体、善恶一如的,善善恶恶什么种子都有,良知相当于转染成净(去除所有污染的种子)以后的阿赖耶识,佛教称之为无垢识或阿末罗识。
二、大光明佛
《西游记》虽为小说,但谈禅论道时,有时还蛮有水平的。其第十四回开头有
诗曰:

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要物。若知无物又无心,便是真如法身佛。
法身佛,没模样,一颗圆光涵万象。无体之体即真体,无相之相即实相。

写得非常好。对“法身”的描述,唯识、天台、华严、中观等诸家佛教经论与之相似。这个法身佛,相当于东海儒家的良知,可以方便称为良知佛。

不同的是,佛教认为宇宙人生万法是由于无明烦恼而有,而东海儒家强调,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物质的丰富、经济的繁荣、制度的进步、政治的昌明、科技的发达,都是良知的光芒、佛果的芬芳,也就是“无相大光明”的作用和显化。如果说无明是根本,无相大光明则是根本的根本。无相大光明就是本体本性、就是良知佛呀。

人人皆是良知佛,此乃至真之理、至实之谛,区别在于觉不觉悟、觉悟到什么程度和境界。只要对良知大法信得及、解得透、行得深,便能一超证入、立地成佛。

或问:良知是个个各有还是人人共有的?如果是人人共有,良知只有一个;如果是个个各有,那就有无量无数。

答曰:良知既是个个各有又是人人共有,而且是宇宙万物共同拥有。熊师曰:“天地万物共有之生命,即是其各各能有之生命;天地万物各各能有之生命,即是其共有之生命。奇哉,谓其是一,则一即是多,谓其是多,则多即是一,谈理至此,无可复问矣。”(《乾坤衍》)。

另外,说宇宙万物共同拥有良知,毋宁说是良知执持、拥有人与万物。人与万物都存在于良知这一大光明藏里。

三、绝大气派
真正证到良知佛果,自然能“生”出那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自在和“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的大气派。那时,自心就是最高标准、最大“规律”,不用也不会再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世间一切清规戒律算什么,甚至释氏算什么,孔子算什么,东海又算得了什么,

从心率性地行去就是“道”,纵习染未尽,小过难免,大方向、大方面绝对错不了。

而尽心尽力地宣传这一至高真理,让越来越多的人消除对儒家的各种思想误会,树立良知信仰,找到生命归宿,则是世出世间的绝大功德,造福苍生,造福社会,造福自已。用不着我鼓励,真正证到了、致得了良知的儒者,一定会那么做,也自然会富有“宣传”的能力和辩才。

近勉为其难,冒着“好为人师”之讥小开木门,是想多领几个有智之士入门,让他们更好树起良知信仰,同时也是想为今后大良知学与良知信仰的弘传简单作点人才储蓄。大良知学的普及,大批真儒的培育,都有待于上士大儒的共同努力。

东海儒家与佛教一样也讲信解行证,吾学只是起一个引导的作用,是指月之指和过河之筏,让一些儒者或向儒者对良知产生一定的信和解。初步能信能解之后,怎样行和证就是自己的事了。别人是无法代劳的。

我一再强调,东海儒生在“讲道理”时要真气不要客气,甚至还要他们适当“狂”一点,先做豪杰再为圣贤。大良知学如能够导出几个大儒大德来,与东海一起讲学传道,争取早日儒化中华化成天下,那功德、福德可就大了。

四、空花妄想
道,说简单非常简单,用儒家话说,两个字:良知;一个字:仁。说高深又高深莫测,所有儒典加上佛经道藏,也只说出了一点皮毛。说准说确了,也不过指月之指而已,何况很多经典说偏说差了。对于中下之士,不论真如佛性还是良知仁性,要理解证悟进去,比登天还难。

关于我“宇宙本体非心非物、亦心亦物、心物一元”的论断,对此有个台湾心学家如是回应:

“宇宙本体就是独立存在的绝对的「心」,此刻说其「非心非物亦心亦物」则会产生观念的误会,不论是宇宙本体或自性本体(天理与良知),都是「心」的一体流行,既不是「非心非物」,更不是「亦心亦物」,只有作为给出观念映证宇宙的「世界本体」纔会是「亦心亦物」,如当世存在的圣人,其肉身、言语与教典即是「物」,或某神的塑像或信物对其归宗者来说即是「物」。”云云。

皆似是而非的混扯。明眼人一看就知此君不曾“上达”、不识本心、没有实证功夫。为了对儒家、对天下后世负责,我不能不如实指出来,因此得罪那个台湾心学家,也是没办法的事。如该心学家能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悟入,从此不再自欺欺人和自误误人,则幸甚。

“宇宙本体就是独立存在的绝对的‘心’” 这句就大错。广宇悠宙之间,绝对没有这么一个“独立存在的绝对”的本体或“心”。空花妄想而已,自欺欺人罢了。

本体本心统摄意识与物质,离开众生意识心就无本心可言,故它不是“独立存在”的;离开肉体和万物也无本心、本体可言,故它不是“绝对”的。古人云:理一分殊。本体是理一,万物是分殊。分殊不碍理一,理一深入分殊,本体怎能是“独立存在的绝对的”?

还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误会,认为儒家属于世间法,佛法属于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涵盖世间法并超越世间法。其实这种误会就是源于对良知仁性的认知错误:将良知当作意识心中的善念、善意来理解了。读懂了本文,便知良知形上形下一体同仁,儒家入世出世无不圆满,不是佛法涵盖超越得了的。

近有名家说“东海一枭的理论里也没有彼岸世界”,不对。在东海儒家,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超验世界与现实世界根本不可分,对于东海儒家来说,没有离开此岸的彼岸存在,离开彼岸也就没有了此岸,“两岸”不仅相通,而且圆融一体、一体同仁。一念彻悟,彼岸就在此岸,就在当下。

五、期待上士
《道德经》第四十一章说得好:“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芸芸众生之所以良知不明,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闻此大道半信半疑乃至大笑不止的中下之士,故对自心本性不能生信不能理解不能实践和证悟。

良知信仰一定会普遍树立,良知佛光一定会普照天下,但目前,大良知学面对大众广泛普及的机綠尚不成熟,东海儒门只为世间上智上根人士而开。然后才一起通俗----“通往世俗”。

有一类人,略览东海论道文,不会大笑,也谈不上生疑,而是根本不知所云。一些“原粉丝”乃至故人就向我埋怨,枭文已变得看不懂了,要我通俗些。看不懂有多种原因,有些道理到了高处,怎么通俗,也通不进俗人的心里去。比如大量儒典佛经,可谓通俗之至,可很多人就是看不进去,翻译最高明,还是看不懂。

其实拙文虽文字典雅,已经相当深入浅出了,再通俗,就会影响“意思”的表达了。有些事情,机綠不熟,强行无益,有些道理,时候不到,强学不来。就象小学生看不懂大学课本一样,那些连枭文基本意思都看不懂、连文字关都没过的读者,奉劝你们就不必浪费时间了。

汾阳善昭的禅师上堂语有云:“汾阳门下有西河狮子,当门踞坐,但有来者,即便咬杀。有何方便入得汾阳门,见得汾阳人?若见汾阳人者,堪与祖佛为师,不见汾阳人,尽是立地死汉。”

汾阳行棒行喝,凌厉峻烈,如踞门狮子。一般世俗凡夫,见即扑杀,是没有机会窥见汾阳禅法的。东海家风,颇似汾阳禅风呢。

六、苟誉不得
不懂就承认不懂,没办法的事,尽管愚钝,也算老实,以后没准有智慧开发的一天。不懂而乱骂,或不懂而乱夸,就令人讨厌了,前者是苟毁,后者是苟誉,都是不诚实,都是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都属于品德问题。

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有所不同,政治上有时不能不“与人俯仰”,“道理”上却来不得一点苟且。对于真理之光、对于良知佛果来说,苟毁无伤大雅,苟誉一文不值。孔孟是不会希望得到阳虎或杨朱的赞美的,阳虎或杨朱如果赞美孔子学说也一定是言不由衷或自欺欺人的。

不认同某人的学说而赞美某人的品质或其它,很正常,不理解一种学说却又假装认同、赞美它,一定会破绽百出。不懂而乱骂,下士闻道大笑之,会让自已露乖显丑。但很多人不知道,不懂而乱夸,也会让自已露乖显丑的。

特别是对融摄“三教”、汲纳西学的大良知学,如未有基本的信解、又毫无真诚之意地信口浮夸,就象一个足不出深山的农民描述赞美帝都的豪华一样,只会贬低、丑化了它,同时充分暴露自已的卑陋无知。

关键是要真诚。心不诚则言不实。苟毁苟誉不实不真的语言文字,纵然天花乱坠,于自己、于东海、于读者、于世道人心全都是有损无益的。不实不真的人,对于良知信仰来说,都闲神野鬼、粗枝乱叶。如对“大良知”虽未理解但真心信仰,从而由衷地赞美,并愿深入了解、虔诚践行以求证悟,那是另一回事,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有人并不信解却对东海良知学一顿乱夸,以为我会高兴和感激。我告诉他,你那是把我当“思想小市民”了。这类胡夸浮吹的文字公开发表,会起误导他人的反作用,还不如恶攻一顿,反而可能让高人大士的起敬起信呢。既使是好心想“鼓励”我或讲交情,也不必出此下策。理与情要适当分开,有交情可以留到别的地方比如酒桌上讲,呵呵。

七、非常手段
前面提到北宋著名的大禅师汾阳善昭,有一则故事特别能体现其人的禅风禅法,特录于此,为本文作结吧。

当时善昭禅师在汾阳开法,以“西河狮子”名扬天下,来参学的人很多。有一天对僧众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死去的父母向我要酒肉钱。我心里难过,所以免不了要随风俗习惯,买点酒肉、纸钱来祭奠一番。”于是就如此这般地张罗着把祭奠办了。汾阳禅师在祭奠后却独自坐在酒席上,旁若无人地吃肉喝酒起来。僧众们看不下去,纷纷指责说:“今天才知道你原来是个酒肉和尚,怎么有资格当我们的导师呵!”便都打起包袱离开了。

只有石霜楚圆、琅邪慧觉,大愚守芝等六七个人没走-----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大禅师,“皆为一时俊杰,各领风骚”。禅师第二天上堂讲了两句话。“许多闲神野鬼只消一盘酒肉、两陌纸钱断送去了也。《法华经》云:‘此众无枝叶,唯有诸贞实’。”

佛教中禅宗与东海儒家最为接近。这则故事,充分体现了大禅师与大儒一样“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自在、大气派,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故事意蕴深广,概乎言之有三。

一、修行方法灵活方便,一通百通,一切无忌。佛门有酒肉戒,善昭禅师大模大样地又是唱酒又是吃肉,却不犯戒。为什么?明心得道者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二、教化手段不拘一格,“用权”却不违经,“反常”一样合道。甚至可以采取反面的、非常的、“恶”的手段,禅宗在教学修行方法上大机大用大气派,有许多创新,“恶教化”就是其中的一种;三、讲学传道不靠一时的人多势众,要针对“贞实”之人。对于不够资格而滥竽充数的闲神野鬼不必客气。

此众无枝叶,唯有诸贞实。这两句偈文引自《法华经》。据《法华经》中记载,世尊应舍利弗之请而为大众说甚深难解不思议法,会中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寒、优婆夷等五千余人退席而去,世尊默然而不制止。他认为如是增上慢人,不堪信受甚深法义,退席离去是好事,就如同淘汰了闲枝叶而只留下果实一样。

中篇
一、绝对真理
世俗所谓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仅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离开了适用的特定范围就不准了。有没有一种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的绝对的、普遍的真理呢?有。《中庸》第二十九章: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这个君子之道或中庸之道,就是良知。这是适用于世出世间一切的至高真理,是任何思想学说主义信仰都不能违背的核心原则。任何学说信仰体系对这一真理的证悟不足、认识不够,精微度、含金量、真理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理就成歪理,学就成邪说,教就成邪教。

例如,科学如果悖离良知原则,就会走向科学主义,轻者出偏有害,重则造恶犯罪;政治如果悖离良知原则,就会变成苛政乃至暴政。为政以德,德为政本。人类内在道德良知会显现为某些外在道德规范,某些道德规范进一步硬化----制度化及法律化,形成良制良法。

现当代中囯的政治,对良知原则不是一般的偏离,而是全面彻底的违悖。有东海儒者提出“良知风暴”一词。现在是到了在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掀起一场良知风暴的时候了。大良知学真理度之高是空前的,良知复兴运动的开展乃是时代的呼唤。

二、至高至“大”
东海是从本性本体层面而说良知。儒家证得的性体是“天行健”、生生不息的,既“寂然不动”又“感而遂通”,既“无为”又“无不为”。佛家所证不生不灭、寂然不动,道家所证虚极静笃、玄然无为,两派对性体的证悟都不全面。

相比印度佛教,对于性体的生生大德,禅宗是有相当认识的。有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叫“婆子烧庵”:

有个婆子供养着一个和尚,大概有二十年。婆子想检验一下和尚的修行,于是经常叫一个年青的女子送饭服侍他。一天,婆子令女子抱住和尚问:“现在感觉如何?”和尚推开女子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把和尚的举动与言语讲给婆子听。婆子说.:“我二十年只养了一个俗汉!”于是赶走和尚,烧了庵棚。

用佛教小乘及道家的标准衡量,修到如此境界,高得很了,何俗之有?但在禅家,
道(自性)是活泼泼充满“生”机“生”气的。枯木寒岩无暖气,属于枯禅,非真道也。

六祖慧能曰:“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与局限于“不生不灭”的佛教诸派,“自性能生万法”的证悟就进了一步、深了一层。

不过,如此表述及证悟仍不够精确。“自性不生”是“无为”,“自性能生”是“无不为”。禅宗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虽讲体用一如,难免重体轻用,仍有割裂之嫌,因为纯“无为”之体,不可能产生“无不为”之用。更“严格”的说法应为:无为与无不为是性体的一体两面----两种性能德用。与良知学相比,在义理、“事相”和作用上,禅家的健德“生”机,究嫌不足。

例如,禅师们知道“触目菩提”,见到政治就不“菩提”了;知道“神通及妙用,挑水与担柴”,却不知“神通及妙用,民主与科学”(科学研究、制度建设、“道援天下”,皆无非自性本体之妙用也。当然了,不问政治、不重科研,正是出世法的特点,禅宗本质上仍然是出世的,不宜深责和苛求也。这里仅作事实判断。)

这里涉及怎样对待欲望的问题。欲望本身是非常美好的,是人生追求创造的“发动机”和成德成圣的原动力。欲望发而中节便是善心善行,逾分过度,才成为恶。所以对待欲望,关键在于怎样节制、引导、转化、升华,而不能够加以禁止和灭绝,那是违反人性天道的。熊师十力批佛教反人生(禅宗例外),法眼独具。

在古今儒门中,东海良知学的真理度也是至高至“大”的。例如,仁性良知兼备道德精神、制度精神和科学精神。王阳明能够重点把握其道德精神,公羊家能够高度领会其制度精神(仁性良知,同义复词,仁分内圣外王,公羊家为外王学),但两派对蕴含其中的科学精神的认识都有所不足,得一而遗二,对良知仁性的理解都不透彻。

三、不二法门
本性本体是不二法门,是超越相对、差别的绝对和平等。在现象层面,主观与客观、意识与物质、理与欲、动与静、知与行、自与他等等有别,在本体层面,它们是亡于彼此、完全一致的。

尽管不够全面和透彻,传统儒佛道三家毕竟认识本性本体,都是得了人生宇宙“真谛”的,其余古今中外所有学说体系在这个问题几乎都是茫茫然,既使局部正确,也不过“俗谛”而已,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识根本甚为浅陋,甚者如法家权术势思想和马家斗争哲学,悖逆良知错误不堪。

更多学说则象诸瞎子摸象,摸到了一点。例如,本性本体是非心非物而兼具心物两种性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有所见,都是偏见。一些读者以为大良知主义是唯心论,严重误会。如果改称唯本心论就对了。佛教也是唯本心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指的就是本心和阿赖耶识。内而意识心,外而色身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以本心为内在依据。这个本心,“级别”与道家那个生天生地生“我”的“道”相等(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语。)

又如,利己利他,都是良知本质的作用,两者圆融一体不可分割。利他主义利己主义抓住一点“主义”之,一是“过”了,一是“不及”,虽性质不同,出偏则同(详见枭文《利已主义批判》)。又如,本性至善,习性多恶。性恶论对人性的认识停留在习性层面,误以习染为本性,浅而偏。诸如此类。

求同先要存异,存异先要辨异。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有句话说得很好:研学理重分际,致大用贵融通。建立在“分际”之上的“融通”,才是真正的“融通”。可笑一些学者不研诸家义理,不知各派“分际”,一味求“统一”、讲融通,其实不过苟同、苟通而已。

四、各有妙用
用“分别”的眼光看,东海儒家岂但与西方文化大不同,与东方佛道及诸子百家大不同,与儒家古今各派也多不同,但从“统一”的角度看,不同之中各有相通“相同”之处。

且不说佛道两家与儒家在“道”的层面相类相通、非常接近,且不说墨子的利他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不同领域富有颇高的真理度,便是基教的神本信仰、杨朱的利己主义、法家权术势思想、马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可以说,它们都程度不同地抓住了一点“局部真理”。 即使是邪教,也不是完全、绝对、彻底地邪恶“非理”的,否则就产生不了影响、无人“受教”了。

对待各家各派学说及信仰,大良知主义(又称仁本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宽容度。
佛教有佛教的作用,道家有道家的作用,自由主义有自由主义的作用----如果受到儒家的指导,它们的作用就更大了。神本信仰、利他利己主义、法家权术势思想及阶级斗争学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及历史阶段,也都各有其特定的作用。

大良知主义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没用的。垃圾放在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在屎尿,换过来说,屎尿有道,屎尿在道。

同时,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不可转变、改良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垃圾也可以性质转变成为珍宝。既使没有条件转变性质、没有合适的位置,垃圾也未必“没用”。有时“没用”本身就是一种用,就象细菌对于健康之必要一样。

五、辨异求同
大良知主义对异端外道的批判是在尊重平等自由价值、遵守良制良法规范的前提下展开的。我们认为,对异端外道进行指导和改良是一个历史性的文明教化过程,只能通过义理争鸣和道德感化而达成,来不得一点点暴力强制手段。

西方社会对基教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传统之一,不管基教历史上犯下多少罪恶,都予以一定的尊重和保护,用良制良法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大良知主义至高无上的宽容度,体现在对受批判方或论敌人权特别是话语权的尊重维护上,体现在对民主、王道制度的追求上。我说过:

任何外道包括邪教信仰,在法律层面都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信仰者的人权也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如果外道信仰者的人权受到侵犯,文明人特别是文化人,都应该站出来为之呼吁、对之援手。这方面,情归情、理归理、信仰归信仰、人权归人权,文化人应该区别清楚、分开对待。(《反对神本主义,弘扬中华文明》)

对异端外道,存异先辨异,求同不苟同。追求制度宽容与坚持仁本主义、批判异端外道的偏颇错误与尊重它们的话语权,思想信仰上的审思明辨与为人处世的大度能容,研明学理时的了别分际与兴起大用时的消化融通,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又都属于良知的作用。

东海大良知学是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极高明的时候,佛经道藏都是垃圾,尽精微的时候,佛来也杀祖来也杀:这是论义理时一丝不苟寸土不让;极广大的时候,见魔拜魔见鬼拜鬼,道中庸的时候,牛溲马勃无非妙药:这是致大用时无不可用无所不容。

六、制恶复仇
宽容与制恶也是两回事,良知信仰宽容言论但不宽容罪恶。如果邪恶从言论落实为行动、形成了现实罪恶,就应受到良法的惩处或者正义的报复。这种制裁和报复正是良知力量的体现。

在儒家,仁者爱人恕以待人与以直报怨以义制恶,“为政焉用杀”(《论语》)与“十世之仇可复”(《春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与“诛一夫”(《孟子》),都是相辅相成的。

儒家重视除恶,曰“遏恶扬善”,曰“除恶务本”,曰“刑一恶而万民悦”,曰“诚意者,有为善去恶之意” 等等。敢于见血的才是真宝刀,勇于除恶的才是大善人。王阳明、曾国藩等都是良知信仰极真、践履功夫甚深的儒者,所以在除大恶方面特别富有智慧和力量。

儒家以制度性的抑恶为主(义刑),但也不反对个体侠义色彩的制恶行为(义杀)。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曰“以直报怨”。子夏在问孔子如何对待父母之仇时,孔子答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春秋公羊传》中凡有复仇事,必大书特书。公羊学家认为,天下无道之时,个人不妨凭一己之力用极端手段去追求自然公正,去恢复历史中的正义,使人类历史不致因政治持久失序而陷入过度的不义邪恶的泥沼。

《公羊》认为,君臣“义合”,父子“天属”,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义”就自动消失,就可复仇。“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吴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曰:“我必覆楚”,后破楚,鞭王尸,终雪大耻,《春秋》褒之。太史公赞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详见《大复仇论》及《杀人不碍大慈悲》诸文)。记住东海《大复仇之歌》的教导:

“小怨能忍算你有量/大仇不报是你太孬/如果法律不给作主/就应撇开法律自己作主/还自己也给社会一点公道!”

七、勇为行者
良知学是一问学问,值得慎思深研,但不能局限于此,儒者不仅应为学者,更应为行者,在事事物物中致良知,将良知贯彻到人生每一事每一时每一处,落实到各种实践活动中去----上面所说的追求制度宽容、批判异端外道、以直报怨制恶等行为,都属于致良知的实践和大良知的作用。

良知如佛性,人人平等,如《坛经》所说:“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是佛。……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自卑自贱自小。小看自己,就是小看了生命,小看了良知。

《教父》中有句话:只要愿意,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能寻找向最强大的势力报复的机会。说得好。但此言仅从“报复”的角度强调人的潜力,尚不透彻。特借来下一转语:只要愿意,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有机会造就最强大的势力。

正如枭诗所写:上帝摩罗不敢侵,真强至大是仁心。人天强势休违逆,违我终沦黑洞深。仁心即良知,确是真强至大。强大到什么程度?上帝摩罗不敢侵!每个人都可以敢言敢怒敢爱敢恨、不淫不移不屈不挠,与历代圣贤一样了不起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总是垂头丧气总是低三下四总是信不过自心大能,所以起不了。

事业、成就方面也一样,有人能做到的,人人都能能做到,只要肯努力,只要有机会----机会是靠人去创造的。故良知行者可狂不可妄。妄者盲目自满、虚骄浮夸、有言无行、尽是虚招不中用,狂者知行合一,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充满自信、真枪真刀敢碰硬。

总是,人人都是潜在的良知佛。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善恶悬殊,千差万异,就是因迷悟不同、良知开发程度不同。就象吃饭一样,说食不饱,他人代食,更不能饱,良知潜能要每个人“亲自”去彰明和开发。

八、天确实“神”
一些读者以为良知大法属无神论,是严重的误会。我们反对神论但不是无神论。对于“神”(或称宇宙中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大良知主义不肯定也不否认。我们认为,既使有“神”,他或他们的本性与人的本性必是等同的。神类与人类一样都是性体所现的“象”、所生的“物”。良知本性才是“神”不可测、妙不可言的。

以前对董仲舒天有意志的神学、神秘主义的“天论”及天人感应思想认识不足,曾妄加垢病。董氏“天论”固然有迷信成分,对天人感应的理解未免牵强附会(董氏“灾异”之说,把若干自然现象同帝王的失德行为作系统而简单的类比。如阴雨象征什么,天旱象征什么,四时失时、日月失序、山崩地裂分别象征什么),但其中的正确性和积极意义亦不可一棍子打死。

“天”在董氏笔下,有自然之天、道德之天、神灵之天、本体之天(宇宙生命大系统本体,东海学中的良知、无相大光明等概念)等多重含意。作为本体的“天”,尽管不象董氏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人格化的意志、情感、目的,但人类的一切意志情感目的都潜在于“天”、根源于“天”。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很“神”、“天”有意志、情感、目的,也未尝不可。只不过,本体之天的意志、情感是由人来体现的,其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

天人感应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天地自然和人类生命都源于这“一体之仁”,它们之间存在某种感应关系是自然的,只是不象董氏所理解的那样僵化肤浅罢了。

九、参赞化育
天之本体即人之本性所蕴藏的功能是神奇无限、神妙莫测、开发不尽、显化无穷的。显化是天之主动,即“天之所为”,开发是人之能动,是“人之所为”。这种潜功能的显化和开发是逐步、渐进、永无止境的,是人类永远无法完全开发甚至是意识永远无法完全想象。用庄子的话说,“莫知其极”。

因缘无穷无尽,变化“莫知其极”,一切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生生不息新新不已。人能弘道,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等“弘道”的过程,就是人类从科学、心灵、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对本体潜能的开发和利用。

科学可以精益求精,技术可以新益求新,艺术可以美益求美,思想可以深更求深,心灵可以善更求善,道德可以高上加高,社会、政治、制度等各种环境可以好上加好。这一切都是没有止境的。现在绝对办不到的事,千万年之后可以办到,这一期宇宙完全不可能的事,下一期宇宙就有可能。不用太久,几万年以后的人看现在的人类,恐怕就象现在看未开化的原始人一样。

人与天地万物都是宇宙生命大系统本体所“生”,但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就是“参赞化育”。儒家特别讲究尽心尽性,不仅应尽己之性,还要尽人之性,并进一步尽物之性,从而参与、助成天地之化育。这是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多么积极进取,多么“主观能动”。这是儒家与佛道两家不同的地方。《中庸》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

尽己之性是己立、“成己”,尽人之性是立人、成人,尽物之性是“成物”。孔子曰“仁者爱人”、“知者知人”(见《论语•颜渊篇》),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立论的,
爱人、知人都属“成人”工作,《中庸》以“成己”为仁,以“成物”为知,将孔子仁知之学进一步发展、扩充到人与物的关系。

如果说尽人之性需要尽伦尽制,有待良法良制,属于外王事业,那么,尽物之性需要科学精神,有待格物致知,属于科学领域。这一切都属于明明德、致良知的“工作范围”。

只有尽己之性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即只有成己才能成人成物,反过来,只有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才能更好地尽己之性,只有成人成物才能高度地成己。两方面相辅相成。佛道两家在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方面不够重视,故在尽己之性方面终究不如儒家的全面。

小结
尽管良知人人皆具。但是否信仰之、能否证悟之,效果是不一样的,生命优劣、善恶、圣凡由此而分。

对于个体来说,良知是生命之本、道德之根、一切学问之头脑。以之指导学习生活工作,规范自己的人生,可少走弯路、避开邪路,以之指导科学、文化、社会、政治等各种实践活动,将取得事半功倍之效,至于精力旺盛精神纯粹身心健康,更是不求而然了。

坚定地信仰良知,能够更好地开发生命潜能,安立自家心命;深入地证悟良知,能够获得心灵、意志、道德之大自由。这样的人,德备智开,无论干什么都能比较合情合理,正确妥当,无论做什么人都是“善男子善女人”,而且不论从事那一行业,能做得比较出色…。


下篇
一、误判欲望
一些“善男子善女人”持性恶论,是误以欲望特别是利已私欲为恶、为龌龊并误将习性及欲望当作本性了,属于认识上的肤浅和错误。

欲望人人皆有,如果笼统地视一切欲望为恶、为龌龊,又将欲望当作本性,自然认为性恶论符合人性是真理了。殊不知欲望本身是非善非恶非净非垢、超越人间善恶净垢概念的至善至净,人间的美好,人类的延续,一切政治、经济、艺术、文化、科学的发展,在在都离不开欲望的驱动。

《行策大师净土警语》曰:“为末世对治重障,以烦恼虽多,惟淫欲为生死根本,最能障往生法。故令行人观凡夫身内淫火,即如来藏性空真火,循业发现。深观得悟成智慧光,非唯不障往生,且能将送行人托上上品。所以净名(指维摩诘)赞淫怒痴,以其体即藏性,而染净功用,在反掌间耳。”撇开其余观点不论,所言“淫火即如来藏性空真火循业发现”,确是至真至确之理。

小乘佛教要求内断欲而外绝物,一些人将地球视为宇宙垃圾场或者人欲横流的粪坑,都是对“人欲”美好的一面缺乏认识所致。这方面佛教大乘对小乘有所纠正,经曰:钝根小智闻一乘,怖畏发心经多劫;不知身有如来藏,唯欣寂灭厌尘劳。指出“欣寂灭厌尘劳”之误。

顺及:严格地讲,食色之性—生理欲望---及孟子仁义礼智之“善端”属于本性的作用而非本性。能够产生仁义礼智“四端”与发动欲望的“那个东西”,才是本性。仁如果作为本性看待,则是统摄又超越义礼智的,不宜并列。故孟子以仁义礼智之四端为人之本性,略欠透彻。

本性是超越世间善恶概念、超越仁义礼智等“善端”的至善。在佛教中,禅宗所悟与儒家所证最为接近。慧能在大庾岭头开示惠明:“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这个超越善恶二分法的本来面目,指的就是人之本性。

二、大善之欲
正常的欲望包括种种色欲物欲等私欲都不应禁绝的,它们本身是一种至善。在儒家,欲望冲动只有发不“中节”才是恶:在内过了“度”,则为恶念,在外犯了“规”,则为恶行。不中节,就是非礼。

孔子云“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后人往往狭隘地理解了这句话,以为搓搓麻将打打小架摸摸小姐屁股甚至想想女人就非礼了。其实,“礼”在古时是文物典章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统称,搓搓麻将打打小架摸摸小姐屁股甚至想想女人之类,一般不属于“礼”管辖的范畴。

同时“礼”有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之义。就算搓搓麻将打打小架摸摸小姐屁股在某些时代属于“非礼”行为,现在也不是了,只要小姐本人没意见,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都管不了。

其实成佛作祖亦属于一种欲望,可称为大善之欲。释尊自承:我本以欲心无厌足故得佛:

“欲无减者。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诸善法故。欲无减。修习诸善法。心无厌足故欲无减。”、“佛虽具得一切功德。欲心犹不息。譬如马宝虽到至处去心不息至死不已。佛宝亦如是。又如劫尽大火。烧三千大千世界悉尽。火势故不息。佛智慧火亦如是。烧一切烦恼。照诸法已智慧相应欲亦不尽。复次佛虽一切善法功德满足。众生未尽故欲度不息。”(《大智度论卷第二十六》)

儒家成圣成德与佛教成佛作祖,同为大善之欲,不同的是,佛教一味向内下功夫,内外隔绝;儒家内外同时用力,内外圆融一体,内圣外王,一以贯之。齐家治国平天下,裁成辅相,就是外王学的内容。“伟哉人生,功莫大于裁成天地,道莫大于辅相万物。裁成天地,唯赖知识技能,辅相万物,更重道德智慧”(熊师十力《乾坤衍》)。

三、恶从何来
人人本性至善,欲望亦至善,但个体的善恶优劣千差万别。何以故?

每个人对待欲望的态度、认识、处理方法各异,良知本性在欲望面前有没有领导权,权力大小如何,欲望的性质怎样,千差万别。概乎言之,欲望有利已私欲与利他“公欲”之别。私欲之发,每易过度出格,故须加以节制,限之于良好的法律及道德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孟子说寡欲就是寡其私欲。至于求学求智、度生救世、道援天下之类“公欲”、善欲,岂但不可绝,而且要大加培养。

换一种说法,习性有善习恶习之分,以恶为主。恶习的发于意识为恶念,发于行为则成恶行,恶念恶行的积累又成恶习,相续不断。荀子云,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东海曰:本性领导习性者为善人大人,习性抢班夺权者为小人恶人。

朱熹将个体善恶何以大异的原因归之于“气禀”不同。“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目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悌,而不能同矣。"(《中庸或问》卷3)

朱熹明确地指出,人之所以有“圣”、“贤”、“不肖”之别,就是“气禀”不同和能否克去物欲之蔽:“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玉山讲义》)

陆象山则持"资禀"说,以说明人性的差别。他说:"资禀好底人阔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闲引惹他都不起不动,自然与道相近。资禀好底人,须见一面,自然识取,资禀与道相近。资禀不好底人,自与道相远,却去锻炼。"(《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必以二涂总之,则宜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而乃有大不然者。"(《与包详道》,《陆九渊集》卷六)

朱子"气禀"说、象山"资禀"说,都与习性论有些类似(见东海《习性论》)。关于习性,儒家只论今生,佛教则论多生累劫,如《佛说大乘金刚经论》所说:“一切众生,无始劫来,种种颠倒,念念不善,深迷自性,久恋尘缘。从贪嗔痴,行杀盗淫,造诸罪业,无量无边;轮回相遇,受形非一。”所以在佛教,本习都是与生俱来的。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天生的恶人”和“天才”(不过,佛性真如如来藏终究是更加根本的)。

四、性恶论者
性善论者是否致得良知、识自本性,不一定,但性恶论者不识本性则是一定的。
由于性恶论者将欲望及习性当作本性而又不自知其肤浅错误,在学术上也可以是相当真诚的。他们“返观内视”,只见恶欲蠢蠢恶念滔滔一不小气就失控,于是认定“性恶论”为真理矣。

性恶论者认为人之所以“不逾矩”,是受到制度法律及道德规范的制约所致,而善心善言善行及任何高尚道德都属“人为”之伪,故对他人以及自己的本性都信不过,看人生看社会看他人看自己都比较灰黯消极,容易滑入冷漠虚伪和利己主义的泥坑,优异者也难免思想浅陋,不是以民主为本、奉制度万能,就是以神为本、捧上帝万能。

就象极端利已主义对利他行为奉献精神有强烈的抑制作用一样,性恶论对良知善性也有极大的压制扭曲功能。一些性恶论者修养较高,纵无外在制约,也能压抑自己的不良私欲,从事利他济世的事业。但由于道德缺乏内在根基,很难“修”到高处,而且不稳定,容易“掉”下来。

比如有些人平时很正派甚至正义,来到了可以从心所欲的环境,或者获得了能够从心所欲的特权,就难免形为权役,心为形役,被欲望和习性牵着鼻子走,大大逾矩起来。

有人曾认为,东海把对性恶论的批判与对持性恶论的人的批判混在一起,不妥。
性恶论与性恶论者之间当然有区别,但也有关连,无法完全脱勾。一些学说理论对其信奉者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影响,马列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利已主义者与儒者之间,德智差别普遍存在,不仅思想歧异而已。

“一切众生”悉有良知,唯世俗之人普遍为习性所蔽,极难致之。一旦致得,就会发现性恶论的偏误,绝不可能认同性恶论。说性恶论未能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乃是一种事实判断。

五、不得不然
外在制度法律及道德规范可以让人“不逾矩”,内在本性更可以让人“不逾矩”,而且比起外在的一切硬性软性约束,本性的约束也为本质。制度法律及道德规范也不过是良知本性在社会层面的“规范化”而已。

说本性内在也是相对而言的“方便说”。本性相当于如来藏,非外非内,合内外为一,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有,无处不是,所谓“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是也。本性在佛教为真如,在道家为太极,在儒家为良知,同“物”异名,同质异悟,是一种无迹无相的“实在”----实实在在的存在。比起真如和太极来,儒家之良知尤为“实在”。

如果有人待父母孝、待儿女慈、待人以诚、待友以信,如果有人自爱爱人、自立立人、助人为乐、开物成务,如果有人为官一心要当好官、从商一心要做“忠商”(相对奸商而言。忠,把心放正放直放在中间),为知识分子一心要要说真话,控制不住地要在漫漫黑夜里发枭鸣、在万马齐喑时发狮吼,那么,恭喜他,良知已经在其人身上相当程度地彰明、实实在在地发生作用了-----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说“控制不住”也是形容,上述“一心要”和“控制不住”,是受到了良知的“控制”,或者说随时随地都在良知的“控制”之中,当仁不敢让,见义不敢不为。一般人在某些外在规范或力量的约束下被迫或勉强自己这么做,信得过、知得透、致得到良知者却是非这么做不可-----相反,没有什么外在力量或内在欲望能迫使他、勉强他违悖良知。

有人嘲笑东海要当教主。我笑道:我宣传良知大法,不是要当教主,而是想教更多的人象我一样封自己的王、作自己的主,象我一样把欲望导良、把习性导善、把人生导向不移不淫不屈无忧无惑无惧的高处。

六、信解行证
《华严经》介绍过佛教的修行四阶段。

信,对佛法要有一种基本的信心,这样才有学习的热诚与动力。古德云:“佛法如大海,唯信能入”。“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解,深入经藏,了解佛所教的法义。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和理解上的正信,不是一无所知及将信将疑的迷信盲信。信与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大毘婆沙论》说:有智无信,增长邪见;有信无智,增长愚痴;行是修行,生活上的实践行持。

第三是行。理解了不够,还要勇猛实行,开悟了不够,还要悟后起修。不同根器者有不同的修法,不同宗派亦有不同的法门。最后是证,是对佛所讲的道理和境界的实践,对真如佛性的实证。信解行证并非单线的过程或步骤,而是密切相关、互相包容、周而复始的一种循环效应。

致良知同样也有个信解行证的过程。

掌握理论是解,付诸实践是行。能解始能行,解有助于、促进着行,行反过来深化着解,行解相应,直到证入良知境界。证良知之后,信仰必定坚定,理解必定透彻、践履功夫必定扎实持恒。

儒家知(理解)与行(实践)结合得特别紧密,某种意义上说,知比行更基础、更关键。不能知,焉能行?知不足,行必偏。缺乏理论修养,下笔非偏即错,在实践时必然“行差踏错”、乱七八糟。

七、知行互发
作为一种认识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甚早,《尚书-说命中》中就有“知之非艰,行之唯艰”之语。古代知行观,自春秋至唐,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只有到了程朱,传统知行观才别开生面。

程朱理学认为“知”与“行”之间,“知”逻辑在先,处于更重要的优先的地位。可以概括为:知高于行、知先行后或知本行末。如程颐的观点: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之惑,将流荡而不知反,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虽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贵也。”(《程氏粹言•心性篇》)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注:《遗书》第三。)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注:《遗书》,第十八。)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义理不明,如何践履?” (《朱子语类•学三》);“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语类》卷十四。)
;“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注:《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

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虽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实乃知行统一观。“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学三》)
后来王阳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

综上所述可知,知与行不可偏废。凡我儒者,要力争能知能行,知行合一。一些人对儒学理论、良知大法一知半解,却以行者自诩,就是对理论的重要性及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认识不足。理论有问题,实践必然出问题。例如,不理解仁义原则、经权理论、中庸之道,待人接物、办事处世就不容易“恰恰好”;不掌握外王学,就会影响政治实践的热情和质量,影响追求和建设先进制度的积极性,等等。

八、彻上彻下
借用世间学术的名相,良知大法可称为良知主义。很多好东西一旦变成“主义”,就会出偏、犯错乃至犯罪。例如,社会、集体、国家、民族、爱国、平均、实用、机会、功利等等,都是好东西,一旦上升为“主义”,往往变味变质,甚至走向了反面,如社会主义造祸社会、国家主义遗害国家。

民主、自由、平等之类,尽管主义起来也不至于变坏,但毕竟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道德文化根基太浅,如果没有良知主义的指导,实施起来依然会有“出差的机会”。道德主义与天下主义是儒家宝藏,但这两大主义本身并不究竟,离不开良知大本。

良知作为至高道德原则,包容一切道德原素,良知主义涵盖而又超越社会、集体、国家、民族、爱国、平均、实用、机会、功利等等主义,对它们都可以取其优汰其劣、取其利汰其弊。

良知主义至正至真至高至圆,彻上彻下彻里彻外。

上指本体界,佛教称真如法界,道教称太极无极,儒家称天道、乾元、天理、良知等;下指现象界,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内指内在世界,包括心灵、意识及佛教所说的末那识、阿赖耶识,外指外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

彻,彻底、透彻、通达。彻上彻下彻里彻外之意,简言之,即内外通透圆圆满满、上下贯通完完全全。说良知彻上彻下彻里彻外,意谓良知作为宇宙生命系统本体,是最“高级”、最根本、最普遍的“道”,是无时不有、无处无在、无人不具、无物能外的。

彻又有贯彻、治理、开发等意。彻上是对宇宙本体的透彻认知,彻下是对万物万象的重视和深入,彻内是致力于内在修养,彻外是重视制度建设和科学研究。儒家有下学上达、内圣外王之说,下学是彻下的努力,上达是彻上的功夫,内圣是彻内的最高修养,外王是彻外的最高境界。

佛道两家对道体的证悟穷高极深,但在根柢仍有偏差,未免耽空滞寂或沦虚滞静,例如,庄子虽说道在屎尿,但不象儒家那样认为的道在政治、在社会、在伦理日用和在火热生活中,所以未能彻下。佛教也类似。两家都可谓下学不足,上达有余(此出世法之特征也)---其实,未能彻下,焉能彻上?上下里外虽然有别,却是息息相关一体贯通。不能彻上必不能彻下,不能彻外必不能彻里,反之也一样。

东晋高僧僧肇少时遍览经籍,志好玄微,每以庄老心要。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东海以为,佛教小乘严重“空累”,大乘诸教特别是禅宗好多了,但作为出世法,仍难免耽空之嫌。唯良知无为而无不为,既有空寂与虚静的一面,更有生生与新新的一面,故知冥而不为“冥”所累,能空而不为“空”所累。

九、金刚之心
有从别派转型而来的东海儒生说:“我不相信能大面积改变制度的落后、社会的苦难、人世的罪恶,帮助一小部分人证得大光明心,造小块净土就很不错了。”

此言差矣。只要有一个人致得良知,就预示全体人类都存在致良知、证光明的可能,只要在地球上造就一小块乐园,就意味着整个地球都可以建成一座乐园(另复须知,人类个体和整体良知的彰明、其力量的体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大面积改变制度的落后、社会的苦难、人世的罪恶” 完全可以,却并非一蹴而就。同时,在现象界,净与乐、进步与落后都是相对的,比较而言的。)

良知力量岂仅如此而已?万物皆有生灭,良知永不灭而长生生,作为本体,“创世造人”,重开宇宙,何所不能(指宇宙万物皆资之以始、以生,非如神之创造也)。这个问题兹不详论,仅附东海小诗一首略明此意吧。《金刚心》:

“色身识心会散/广宇悠宙会毁/金刚心永在/金刚会灭/金刚心永不灭/这一期生命散了/可以开出下一期生命/这一期宇宙毁了/可以开出新一期宇宙/永永远远”…

结语
佛说四事虽小而不可轻:太子虽小当为国王,是不可轻;蛇子虽小毒能杀人,亦不可轻;小火虽微能烧山野,又不可轻也;沙弥虽小得圣神通,最不可轻。(见《大智度论》)。良知更是“虽小而不可轻”,作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其化民化物化乾坤的无限潜力、无穷潜能,非言语所能说、计数所可及。无论受到怎样的障蔽、压抑,人类个体和整体的良知终将积小成大,积渐成雄,星星之火,燎原遍野。乱曰:

上天非高,上帝非神。金刚非坚,时间非恒。
唯我良知,至妙至真。统将万法,归于一身。
全体大用,即俗而真。自在无碍,象王游行。
无穷德智,无限潜能。无尽宝藏,无量光明。
无迹无相,随类现身。无为而为,大声无声。
不动而应,通天地人。上下内外,一体同仁。
金针度世,大法传心。望我仁者,如实践行。
东海潮起,地动山崩。真理必胜,儒家必兴!
2008-11-8东海老人
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作者:东海一枭2海归酒吧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上一次由东海一枭2于2008-11-21 周五, 16:40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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