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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哥《芭蕉树下》十四、我死里逃生的秘密

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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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九哥《芭蕉树下》十四、我死里逃生的秘密 (2499 reads) 时间: 2009-9-15 周二, 07:58

作者：九哥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十四、我死里逃生的秘密

　　上次说到我们芭蕉大队正处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尤其那场把老林炼成"烈士"的大火，使三队"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甘队长回了队里一天，把"带领农民到公社闹事"的刘组长领到县里去"想办法"。一去，连人连办法一起，如同"打狗的肉包子"一去不返。我们芭蕉大队五个工作队员中剩下的两个中，老刘是唯一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一走，党在芭蕉大队的象征，就轮到我这个非党人士了。

　　大概是我太年轻，还也许是我当时很瘦，更可能是农民们通过去公社求救都没有用，所以知道找我也是白搭，所以从来没有人来麻烦过我。麻烦我的只有我的肚皮。

　　终于，我的吃户田兄家也揭不开锅了。那天早上，田兄的母亲穿了套赶集用的青布衣裳，背着个背篓，高大的身躯压在她小小的双脚上出门了。听田兄媳妇说，翻过山再走几十里就是贵州，那里有一个在镇上做事的远方亲戚。"不到迫不得已，家婆是不会去求人的。"

　　老人家不在，自然就没有中饭，（其实不能说是"中饭"，用"饭"字实在太奢侈，比较折中的说法应该是"中餐"，不是"中国餐"，而是"中午餐"）到天见黑，我和田兄走出村子去接老人。我们路过一个小小的山坡，那里满是小石头墓碑。我问∶"那都是些什么人？"田兄告诉我："那些都不是人，是鬼，饿死鬼。"原来，1960年前后，因为一下死的人太多，队里觉得按传统方式由各家分散埋葬，会占地方太多；而且，有些是一家一家的死，只能由别家的人学菩萨做好事，所以就规定了集中埋在这一片。由于墓碑大多是后来死者的亲属补上的，当然是指那些还有幸存亲属的，所以到底埋了多少鬼，具体埋在哪里，没有详细记载。我跟着田兄沿着那块坟地走了一段，没敢数，总有好几百吧。过了那块坟地，又看见一块新地，田兄又告诉我："那是为今年的准备的，自三队起火后，大队就考虑了。"

　　多么及时周到的考虑！

　　干瘪的肚子被心事塞得满满，却压制不了肚子里"咕噜咕噜"的情绪。我和田兄坐在田头，静静地等着。这时，田兄建议："这样干等着，还不如抓点田鸡。"一来我知道田鸡对于当地人来说，就如同我们城里人的蟑螂，是绝对不吃的。（不过，人饿急了，可能连蟑螂吃起来也会很香的，再说，说不定蟑螂还含有什么了不起的维他命Q呢！）还有，老黄被毒蛇咬的事，小九也还心有余悸。当然，最重要的是工作队有"不准抓田鸡"的规定。此外，还有最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田兄妈妈一回来，我们就有大米饭吃了。

　　远远，隐约可见田母的影子，我们兴奋地跑了过去。见了面，我首先从老人背上接过看上去很沉重的背篓，但那"沉重"的背篓却非常的"不沉重"，不但不沉重，还好像没有东西一样。一看，里面空空的，真的没有东西。老人只简单说了一句："没找到人。"

　　那么远的路，田母怎么不先联系一下，打个手机发个依妹儿什么的？！可那是什么地方什么年代？记得和老人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老人问我："你看见过汽车吗？汽车有多大？有我们的房子这么大吗？"

　　老人见到我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肯移动。说也是，六、七十岁的老妇人，凭着她那双小脚，空着肚子翻山越岭来回几十里路。

　　田兄背起母亲，我背起空背篓，（那背篓突然变得很沉重）回到了田兄的家。看着田兄把母亲安放在床上，我便回了我的小屋。想起一天，除了早上两个野菜粑粑（是两个不带"米"字旁的"巴巴"），一天没有进食物，便后悔起不该把老周留给我的酒精炉子"还"给他，要不然，我一定会去违反纪律抓田鸡的。如果碰到毒蛇，连毒蛇也一起烧了吃。"

　　我饿累交迫，昏昏入睡，想着明天一定还会天亮，却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田兄送来一碗煮田鸡。当地人决不借锅给我们煮田鸡的往事使我对那碗田鸡感到十分困惑。田兄却说："反正那锅子我们暂时也用不着，还不如给同志煮田鸡。把同志饿死了我们可担当不起。"

　　那碗田鸡，提供了我做梦的营养。我梦见"田兄的母亲快要饿死了。田兄把我带到那块新坟地和我商量，为了老母来世不至于再挨饿，应该埋在哪里风水会好一些。而我却想着弄点肉去救田母的命。我摸了摸自己身上，肚子里是没有油的，全身也都皮包骨头，要剃，就只能考虑大腿和屁股、、、、、、忽然，我听到梅菊喊到：'我们应该先杀牛，吃完牛再吃同志。'"

　　"对了，杀牛！"我恍然大悟，从梦中醒来，更清楚地喊叫着："杀牛，杀牛救命。"

　　我的喊叫一声比一声大，叫醒了隔壁的梅菊。她敲着木墙说："成同志，醒一醒，你在讲梦话，这么大声会吵醒我们家大毛二毛的。"

　　第二天，我"杀牛救命"的命令遭到各生产队长的抵抗。"成同志是开玩笑还是疯了？！把牛都杀了明年大家都得死。"

　　空着肚子去了田兄家，田母仍卧床不起。田兄不知从哪里弄了个红薯，但老人坚持要把那个红薯给孙女军花和二花分了："我反正要死的"。

　　军花在分红薯给二花时，撕下一块红薯皮，很懂事地塞进我口里。那成为我后来特别疼爱军花的理由之一。

　　我小半辈子，从来没有那样沉重过，倒不是因为我代表着党，而是因为我是个城里人。一个新中国的城里人，却救不了一位农村的老人，而要眼巴巴看着她饿死在我的面前！

　　我习惯地来到梅菊的"工作队实验田"。禾苗已经抽穗，长出嫩嫩的谷子来。但我问自己：田母的生命能延续到谷子成熟吗？还有我自己，能坚持到谷子成熟吗？

　　我，成钢九，一个京剧团拉小提琴的城里人，凭什么要被埋在这个乡村的山头上？当地农民是土生土长，他们是农村户口，天生是与山河同生死的命，死了也是活该。而我，是城市户口，就是芭蕉大队的人都饿死了，回到城里，我那份口粮也一颗不会少的。于是，耳边响起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一阵风，我觉得自己要漂浮起来。侦察了周围的情况，有田兄在下田的右侧，前面有五妹被四妹搀扶着走过来。算计了一下我这样掉下去，五妹和四妹肯定能看见并且会跑去报信给田兄，便随着那阵风，从田坎上滚了下去。其实，经过了那么些天的"减肥"，我的戏并不需要做得太费劲，只要随着风不那么坚持就行了。

　　回忆起来，我不敢说我翻滚下去的动作比美国好莱坞明星们的来得更"酷"，但至少可以说比他们表演得更"真实"，更"实用"。

　　我栽下去的时候，是脸朝底的，也就是说：我的整个脸都在泥巴里。也许是几天的饿累交迫，也许那几个翻滚"滚"得我真的昏倒了，我残留的那点点微弱的意识真有些懒得再把脸翻过去。我知道，我应该坚强求生；我应该想想要是我死了，会给田兄带来怎样的灾祸；我更应该想想将来，将来会有那么多的国家等着我去看，将来会有一群女人等着我去爱，将来会有一帮孩子等着我去做；还有，我当时还是个处男，我那东西还没给人带来过幸福就这样费了，多么可惜！但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想，或者说懒得去想，只想静静地那样多呆一会。

　　我的头被一个小女孩抱起，我甚至懒得睁开眼睛，只从流到我耳朵边的就知道那是四妹的鼻涕。而五妹，连跳带跑去喊田兄，结果又摔了一跤，而那，使她本来有希望长好的小腿变成终身残废。

　　接下来我感觉被人抱了起来，然后是被人摆在地上，被人用水冲，再后来是有人用嘴吸出我鼻子里的泥巴。我的鼻子立刻告诉我那是田兄的嘴，因为他的嘴，经过长期抽劣烟而炼成了黄牙"特异功能"：如果说被蚂蝗叮住，只有用老烟枪的烟水才可以赶走它的话，那田兄就只要对着那只蚂蝗哈几口气就足以致它于死地。对于压胸人工呼吸，天生怕捞痒痒的小九还抵挡了一阵。但田兄扳开我的嘴要亲自对我进行最最亲密的"口对口"人工呼吸时，他那"致蚂蝗于死地"的"特异功能"立刻就把我从死里吓活了过来。于是，我听到一片掌声。

　　"成同志饿倒了"的消息立刻传到公社，又从公社传到县里。第二天，甘队长又赶回了队里。尽管吃了大家凑来的一些包谷粥，生红薯干红薯烤红薯煮红薯，又睡了一晚，"我觉得好多了"，老甘还是坚持要农民用个运猪的大箩筐把我抬到公社，沿路，还三番五次地检查我头部摆的姿势，大概是怕再次发生像七条妹爹那样，因摆在箩筐的姿势不佳而造成呼吸困难死亡的惨剧。继而我被送到县里的医院。老甘始终没给我机会问他"我什么时候可以回省城？"因为每次我想开口说话，他都打断我："好好休息，什么也不用说，一切我会安排妥善的。"

　　在县医院住了两天，第三天正好有领导从省委来检查工作，老甘却跑到医院陪在我的病床边。金秘书几次来催，老甘却说："小成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他是我从京剧团点来的将，我不能不对他的生命负责任。" 最后，省委的几位大领导不得不来到医院见甘队长。领导们进门之前，老甘特意嘱咐我："不要勉强，你的身体还很弱，不必跟省里的领导打招呼说话。"其实，我那时的身体，别说打招呼说话，就是叫我爬起来跳一段"忠字舞"或者"迪斯科"，也会很胜任的。

　　医院临时把我转移到单人病房，等几位省委领导同志在院长的陪同下进了病房，老甘一面叫大家安静，一面哭丧着脸说了句："多好的同志。"他那句话像是从喉咙的痰缝里挤出来的，弄得旁边的小护士贡献了一把眼泪。

　　在医院又呆了两天，老甘没有再出现过。到第五天，金秘书帮我办了出院手续，让我自己回生产队。

　　等我回到芭蕉大队，看见一队的晒谷场排着长长的队，老甘和各生产队的队长，还有会计，在给每一家分谷子。名字都由老甘报，再由会计重复一遍，大概是怕老甘的发音土得不地道。每家人领到粮食都跑到老甘面前说一句类似："感谢工作队，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的话。老甘向他们挥挥手，像电影里党的形象那样光辉灿烂。

　　之后，老甘在队里呆了几天。再没人以为他是"新同志"，而都知道了"甘同志不但是一位很老很老的同志，而且是一位在县城里做大官的同志。"老甘除开带着我到各家走走外，又花了许多时间在梅菊的"工作队试验田"里。他仔细看了我的记录，并问了我许多问题。而我"生命危险"的事，则没有再关心过。至于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城"的问题，更是没有机会，也不好意思提了。

　　老甘那一次回队，几乎每天都去看过七条妹的家；但梅菊，则只在门口聊了聊；而原雇农田瞒六家，却一次也没有去过。

　　老甘离开队里时，特意去看了我的吃户田兄家。田母的身体大有好转，再三感谢了老甘，那架势，就差没有下跪了。

　　田母说："要不是甘同志救命，我就只好去死了。"

　　而老甘则风趣地说："是您儿子救了我们小成一命，这说明我们共产党和农民本来就是一家人，看我们小成和您儿子亲如兄弟，您就当多了个儿子。您老一定要长寿，以后有机会，让小成带你进省城看看。"

　　田母被老甘说得一把口水一把眼泪："我溜溜（当地感叹词），我哪有去省城的命……要到了省城，就可以看见汽车了。"

　　就那样，我和田兄结拜成兄弟。田兄还有一个弟弟，那年还没有娶嫁娘，在一起住。我排行老三。田兄的弟弟因此被升级变成了"二叔"，而"瞒瞒"（最小的叔叔）就成了我的专利。军花二花三花一直这样叫我，一直叫到现在。

　　这就是我那个"死里逃生""讴歌共产党和贫下中农亲如兄弟"的秘密。而这个秘密，直到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

　　至于田母，我当时真的下过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带她进省城看汽车，只是后来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前几年我回乡过一次，给她老人家带去了几张我挪威汽车的照片。等下次回国，有空回乡的话，再考虑带她去省城看汽车的实物，如果她老人家还看得见的话。

继续

作者：九哥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上一次由九哥于2009-9-29 周二, 09:29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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