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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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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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列宁同志没有参加暴动的组织与指挥，一直潜伏在地下，整个事件都在副统帅托洛茨基同志领导下进行。列宁同志这种“诸葛一生唯谨慎”很有个人特色，盖他从来是个大胆的冒险家与赌博家，从回国以来一直在极不耐烦地鞭策催促全党赶快发动武装暴乱。然而当事涉他本人的安全时，他却从来不嫌谨慎得过了份。自所谓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因为克伦斯基的乱命，布党又恢复了合法地位，所有的党魁都在大摇大摆公开活动，只有列宁同志从未浮出水面，一直潜伏在彼得格勒市区。他剃去了胡子，戴上了假发，那易容术之高明，即使他亲娘见了也未必能认出来。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暴动计划相当周密，事先安排好了失败的退路：如果暴动总部斯莫尔尼宫被攻占，则他们还有个二线总部设在彼得与保罗要塞里，可以接替指挥。类似地，他们还在三个地方设了前敌指挥部，若一个被攻占还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去。
伊里奇则一直潜藏在彼得格勒某个住宅里，通过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万一暴动失败，则他就按斯大林早就安排好的逃路再度逃出国去。但到了10月24日夜间，他再也无法忍耐了，便在头上扎了个手绢，遮住面颊，装成牙痛病人的样子，偷偷溜到斯莫尔尼宫去。他在那儿起到的作用便是给部下加压，催促他们迅速把冬宫打下来。据托洛茨基说，即使是在那儿，他也不敢拿掉伪装，还是戴着那眼镜，扎着手绢，生怕被人认出来。据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介绍，直到冬宫被攻下的消息传来，他才除去伪装，拿下了假发。即使如此，据英国历史学家Robert Service介绍，当某位孟什维克领袖偶然听到他演说时，在很长时间内还是没能认出那剃光了胡子的秃头是谁，最后是从他的语调中认出了他，可见伊里奇的易容术是何等高明。此后他便学梅兰芳蓄须明志，直到他的山羊胡子商标长出来后，才许记者拍照。
当天深夜，布党中央在斯莫尔尼宫开会，敲定了新政府人选。列宁和托洛茨基模仿法国大革命模式，将新政府命名为“人民委员会”，各部部长称为“人民委员”。列宁假意推举托洛茨基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托洛茨基立即推辞，说他是犹太人，不便担任此职，请伊里奇出任，于是也有犹太血统的伊里奇便当仁不让了。托洛茨基成了外交人民委员，而斯大林任民族委员（通译“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那是因为他是个格鲁吉亚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全俄苏维埃执行主席则由加米涅夫出任。这名单在次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布党政府就这样被“选举”出来了。
上任伊始，列宁便签发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最有名的是《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向参战各国提出立即停火，停火期不得少于三个月，以使各国能完成必要的谈判，而各国人民得以在此期间组成代表民意的会议（assemblies of popular representatives of all countries），最终批准和平的条件。
这法令是什么意思涅？列宁使用他的“科学世界观”，英明地预见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行将爆发，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不过是个导火索。他无数次向同志们担保，说世界革命即将到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俄国人先动手，德、奥、英、法等国的无产阶级立即就会跟上，而世界大战也就会立即结束，这就叫“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他还多次告诉同志们，敌人并不会抵抗，革命一定会成功。他之所以能说服半心半意的同志们发动暴动，靠的全是这些“科学预言”。
现在俄国革命既然成功了，大家自然都在期待欧洲阶级兄弟立即跟上来。世界革命如果不是几小时内的事，那也是几天内的事，最多不过几个月，但绝不需要等上几年。伊里奇从不缺乏自信，他本人就最坚定地相信他的“科学预见”。
这和平法令表达的其实就是伊里奇本人的梦呓。他使用了春秋笔法，隐晦地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起来，推翻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组成“代表民意的会议”，结束战争，实现世界和平。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同志想来都能看出它的可笑：它不是某个国家政府发布的法令，而是某个梦幻中的“世界政府”给世界各国（还是所有的国家，并不光是欧洲国家）政府与人民发布的命令。
《土地法令》则是最能体现“模糊治国”的经典。它宣布废除地主、皇室、教会拥有的土地的产权，但“基层农民”（rank-and-file peasants）的土地产权则不受侵犯。亏列宁同志还当过律师，竟然写出这种集模糊语言之大成的经典作品来，他第一没有规定到底是哪个机构去负责没收并均分土地；第二没有界定何谓“基层农民”，划定标准是什么。
这法令只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它为一直在农村中发生的农民自动没收并瓜分地主的土地作了合法性背书。因为没有指定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机构，它其实是号召或鼓励农民去自行没收并瓜分地主的财产。村社历来是俄国农村唯一有效的权威，于是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没收与分割都是在村社主持下进行的。因此，俄国的土改在两点上与中国的不同：首先，它不是由布党而是由村社主持进行的自发土改。其次，从理论上说，是村社而不是农民获得了地主的土地。土地并不由农民私有而是由村社共有。这是对斯托雷平改革的一个反动。第二，它促进了俄军的彻底瓦解。俄国士兵基本是由农民组成的，当这些穿上军装的农民听说老家正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哄的一声便作鸟兽散，成群结队地坐上火车，回家 “分田分地真忙”去了。这结果便是后来德国再度发动攻势时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没有军队去抵抗。
另一个法令就不是那么广为人知了，而正是它显示了新政权与既往一切政权截然不同的特点。10月27日发布的言论法令规定实行言论检查制度，任何报刊如果“煽动对人民委员会的抵抗”，或是“通过明显的诽谤性的歪曲事实而散播混乱的种子”都要被查封。该法令还规定由国家垄断一切由媒体发布的公共信息与通讯。从此以后，俄国人民便只有了一个消息来源：官方通讯社。
那么，什么是 “通过明显的诽谤性的歪曲事实而散播混乱的种子”涅？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发表了作家扎米亚金的讽刺小品，说某位“乌里扬•彼得洛维奇”的儿子前去视察某个爆发了霍乱的村庄，当即宣布禁止霍乱，凡是患病者都要施以肉刑惩罚。可惜不久后全村村民都“反政府”地死了，于是该法令便未能执行。此文一出，报纸立刻被查封，印刷厂被捣毁。不久后，全国报纸便只剩下了两家：《真理报》与高尔基的《新生活》。俄国人民从此只能从《真理报》上找真理，《消息报》上找消息（此乃前苏联政治笑话：《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而就在几个月以前，布尔什维克还在嚷嚷言论自由，说他们是民主自由的捍卫者。
首都居民对新政权采取了普遍的消极抵抗。新政权成立后，所有的公务员都罢工回家，邮局和银行职员也如此。虽然列宁宣布将所有的银行都收归国有，然而新政权却无法从罢工的银行中提出款来。与此同时，只身逃出彼得堡的克伦斯基跑到了第三骑兵军团（也就是那个他曾怀疑前来逼宫的勤王军），找到了中将师长克拉斯诺夫，封其为俄军总司令，请他率部前去平叛。克拉斯诺夫是个保皇党人，对克伦斯基极度鄙视，但他觉得布尔什维克更糟糕，于是便率军向彼得格勒挺进。
更糟的是，“工人阶级说话了”。前文已经介绍过，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唯一政党，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都是社会主义政党，而十月革命却造出了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警告新政权：如果不迅速形成一个包括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新政府，则他们就要举行全国罢工。加米涅夫和其他布党温和领袖为此与铁路工会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开展了谈判，同意成立包括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而且，准备成立的新政府成员名单中竟然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
处在内外交困的逆境中，列宁忍住没有发作，直到战场捷报传来，他才开始反击。克伦斯基与克拉斯诺夫率领的哥萨克骑兵开向彼得格勒途中，万能的布党鼓动者们便大量渗入。他们告诉哥萨克骑兵们，这是俄罗斯人之间的纠纷，跟哥萨克人没什么关系，犯不上为俄罗斯人当枪使（这宣传策略倒很像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用过的，当时美国人也告诉印第安土著居民，独立战争乃是白人自家兄弟的纠纷，跟他们没什么事）。哥萨克骑兵们的士气因此瓦解。当军队前进到彼得格勒附近的普尔科沃时，便被布党控制的军队击败。克拉斯诺夫作了俘虏，但那身子骨极度滑溜的克伦斯基又再度逃脱了。他在国内躲了几个星期后，终于逃到了法国，把自己的祖国留在他一手制造的粪坑之中。鉴于他犯下的重大罪孽，纽约东正教教会在他死后拒绝让他埋骨教会墓地乃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等前线危险过去后，伊里奇判断全俄铁路工会并没有准备好发动全国罢工，他便全力出击了。他和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与加米涅夫等人对阵，提出必须向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提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公开宣布，政府的工作基础必须是布党预先决定的政策，这就是联合政府成立的前提。会议通过了他俩这一主张，而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都不能不加以拒绝。这样，伊里奇便成功地使得谈判破裂，而把责任赖到对方头上。自始至终，他打的都是一党专政的主意，绝不容许他人分享自己夺来的政权。
作为列宁的优秀学生，斯大林学会了这一手。1949年中共军队行将过江时，李宗仁逼蒋介石退位，由某些头面人物发起了和平运动，要中共与南京政府和谈。毛泽东正拟“宜将胜勇追穷寇”，根本不想理睬，但斯大林告诉他，可以提出对方必然要拒绝的条款，这样就能把谈判破裂的责任赖在对方头上。可笑的是毛泽东一开头还不明此中奥妙，竟然误会斯大林不许他过江，要他搞“南北朝”。直到斯大林来电作了详尽解释，他才听从了斯的建议。
就这样，列宁逼得加米涅夫和其他四位布党领袖从党中央与政府中辞职。加米涅夫辞去了全俄苏维埃执行主席的职务，由斯维尔德洛夫接任。几位人民委员也或是辞职，或是宣布他们不赞成列宁反对成立由全体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列宁把接受了布党条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入内阁，让其充任不重要的职位，以装点“联合政府”的门面。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本是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一伙极端分子，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后已经和社会革命党的主流分道扬镳，准备另外成立一个政党。他们之所以能暂时充当布党的小喽啰，为其装点“联合”门面，乃是他们也喜欢由强大的国家机器制造恐怖。出任司法人民委员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腾堡（Исаак Нахман Штейнберг）曾对列宁说：“我们何必有什么司法委员会？干脆管它叫‘社会消灭委员会’（Commissariat for Social Annihilation ），那样大家都能参加进来。”列宁答道：“说得好！……正该如此，但这不能由我们先开始。”可笑的是这位施腾堡同志作法自毙，等到后来布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翻脸，他面临被暗杀的危险，只好逃出国外。
所以，列宁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天堂，就是一个实行社会消灭的机器。只有无情消灭了一切文明残余，新天堂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不破不立”的来源）。但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歼灭，必须是伟大领袖擅长的“后发制人”，在动手大规模杀人之前，布党必须有个借口。
不过，所谓“后发制人”也只是说说而已。12月间，列宁命令建立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由波兰人捷尔任斯基任主席。作为“革命的惩罚之剑”，契卡超越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甚至连中央都未必能控制，它只听命于党领袖个人。契卡把各种各样的“颠覆者”抓进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大牢里去，在施刑室中毒打贵族、官员和罢工的公务员们。最恶劣的是，契卡把女贵族或官员们的妻女也投入女牢，与妓女、小偷等关在一起。罪犯们花点钱便能在半夜被放进女牢，尽情享用过去如同天仙一般可望不可即的贵妇人们。这就是俄国版的“天仙配”。
布党的“社会消灭”战略并不是变态心理的集体爆发，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群体犯罪，它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冷静地制定的“科学战略”，显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家们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把握，托洛茨基把这点说得很清楚：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窝囊废……一旦认识了我们的政权的强大之后，就会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在彼得格勒郊区粉碎了克拉斯诺夫的进攻后，第二天就出现了大量的同情者。小资产阶级寻找的是能让他们俯首帖耳的强权。谁要不懂这点，就什么都不懂。”
托洛茨基在此再准确不过地总结了列宁主义的要旨。那就是，一个革命政权必须充分利用贱民心理，首先必须让百姓吓得灵魂出窍，然后才能谈得上赢得他们的效忠。
这一套果显神效，公务员的罢工停止了，一度瘫痪的服务部门重新开始运转。工会再也不敢如在沙皇时代那样动辄罢工，因为列宁签署了法令，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集中营，把所有的罢工工人悉数投入劳改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没有罢工权利的“工人阶级乐园”便这样建立起来了。
列宁主义在俄国和中国取得的辉煌胜利，似乎证明了这两国的百姓基本是贱民。正如托洛斯基指出的，他们寻找的是能让他们俯首帖耳的强权，崇拜的是敢于并善于屠民的刽子手，鄙视的是温良恭俭让的统治者。谁杀人越多，谁就越会被捧为人民救星，而不敢毫无顾忌地杀人的统治者则一无例外地被谴责为屠夫，无论是俄国的尼古拉二世还是咱们的蒋光头，都因此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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