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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超英赶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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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oki
头衔: 海归少校
声望: 学员
性别:  年龄: 36
加入时间: 2011/03/24
文章: 128
来自: USA
海归分: 2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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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toki 在 海归酒吧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土匪国解密系列
“1958 超英赶美”-1(2010-07-24 23:23:16)转载标签： 杂谈
在诗人北岛的记忆中，1958年的春天他一直在兴奋地打麻雀。
“1958年春季，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都投入到打麻雀的战役中。学校放假，我在我家阳台上从早到晚敲着破脸盆和空饼干桶。整整三天三夜，全北京陷入疯狂，摇旗呐喊，惊天动地，日夜不停。我的嗓子哑了，眼睛红了，手臂又酸又疼。但对一个还不到九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他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狂欢。由于麻雀无处落脚，最后因疲惫饥渴坠地而死。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与8岁的北岛一样，整天在草地上敲脸盆的还有写出过《家》、《舂》、《秋》三部曲的著名作家巴金，他满头大汗地驱赶树上的麻雀，还认真地写下了押韵的诗：“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干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麻雀之所以成为“全民公敌”，是因为人们认定它是吃粮食的罪魁祸首。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以“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为题报道说：“从19日清晨5时许，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 249只。”报道最后说：“傍晚之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一个国家首都的300万人，一起精神抖擞地打麻雀，这大概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这一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第二年开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被害虫吃光，人们才停止了杀麻雀行动。
让人叹息的是，在“惊天动地”的1958年，全民杀麻雀还不是最最荒唐的事情。。
毛泽东提出15年超过英国的重要指标，是用钢产量来计算的——他因此发明了“钢铁元帅”一词，将成语“纲举目张”改成“钢举目张”。在莫斯科期间，他与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兰特和高兰交谈，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现在的2 000万吨增长到3 000万吨，而按计划，中国再过15年可达到4 000万吨。据此，他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公开表示，中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达到1 000万—1 500万吨钢，15年后，可以达到3 500万-4 000万吨钢。
15年超过英国，这已经是一个让全世界都十分吃惊的超赶目标了，可是仅仅4个月后，这个时间表缩短到了7年，又过了两个月，更是缩短到了两年。这就是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故事。它的赶超经过是这样的：
先是从政治的高度“统一’了思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曾多次表达对经济冒进的担忧，周恩来要求各地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陈云则警告“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他还直接点名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等人都作了检讨。从此，党内再无人敢提反冒进。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首次提出国民经济“全面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在此前，国家经委已经完成了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规划，工业总产值拟定为643.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4.6%，其中钢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9.2%。在大跃进口号的鼓励下，经委在4月份紧急做出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将指标大幅度提高了，工业产值提高为903.8亿元，，增长33%，钢为700万吨，增长35.5%。
可是，这本账还是不能让人满意，接着就有了第三本账，钢的指标被定在了1 070万吨，相当于要增长一倍。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要求：“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样的要求就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账了，上欲鼓之，下则逐之，鼓逐之下，自然便风起云涌。
毛泽东好像很着迷于这样的数字游戏，4月15日，他踌躇满志地写道：“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5月7日，他在人大会议上发言，提出我们的钢铁生产发展速度要超过苏联过去的速度。5月18日，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毛泽东明确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后来这两句话就被响亮地缩称为“超英赶美”。
经济指标写在纸上、挂在嘴上是一回事，要落成事实却是另一回事。要让钢的产量一年翻一番，仅仅依靠中央企业是难以做到的。在反右派和大跃进的亢奋氛围中，谁也不敢提反对和质疑的意见，于是经委的专家们只好再动脑筋，经济列车被强行提速。很快，一份《让中小型工厂遍地开花的一些设想》递交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了。这份文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一是凡蕴藏有煤炭资源的县份，每县根据情况至少建设一个小煤窑，一座小水泥窑，一个小的炼油厂，一个小的电站等，建设这些小型的基本工业，全部投资不过740万～2 165万元，而它们建成后一年的生产总值，可以超过400万元，大约两至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二是那些有铁矿资源的县份，可以至少建设一座年产400—500吨的小高炉，投资只要8 000～10 000元，两月建成，半年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三是那些有铜矿的县份，还可以至少建设一座年产30吨的小铜矿，投资只需8 000元，半年可以建成。此外，有些县份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农副业原料资源，建设小榨油厂、小制糖厂、小造纸厂、小纺织厂等为农村副业加工的小型工厂。总之，有什么资源就办什么工业，每一个县都不应该有空白。
按照这样的思路，各地马上出现了大办工业的热潮。4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各地的景象：江西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起工厂5 000多个，平均每天约有170个工厂建成；云南三个月来新建成的中小型厂矿2 068个，全省100多个县已大部分建成电力、炼铁、农机和农产品加工等10个以上的小型厂矿；西北各省的地方工业投资总额比去年增加90%。辽宁、河南、浙江和广东四省，新建中小型厂矿1.5万个。
这样的“人民战争”景象，自然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6月1 8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说，对，就按这么办。三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产钢计划》，提出明年的钢产量可以超过3 000万吨，1962年可能争取八九千万吨。同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现场响起猛烈而持久的掌声和欢呼声。
仅仅过了一天，赶超时间再次缩短。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汇报提纲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 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他修改了汇报提纲的标题，正题改成“两年超过英国”，副题是“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
在决策层，也有人对这样的目标心存怀疑。薛暮桥回忆，有一次，他与经委副主任宋劭文一起去见陈云，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的一些看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7月3 1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毛泽东告诉他，中国今年要生产钢1 070万吨，明年是2 500万～3 000万吨。赫氏搞过技术，对大工业建设有经验，中国的工业基础还是苏联帮着搞起来的，有多大家底，自然瞒不过他。听说钢产量一年要翻番，他当然不太相信，他用外交辞令回答说：“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说完这句话，再无下文，怎么完成，有什么条件，具体情况怎样，他也不再问及。
随同他来访的还有苏联援华专家团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在一次宴会期间，陈云在私下交谈中间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阿氏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当宴会结束，阿氏与薄一波走在一起，给出了明确的意见：“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薄一波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阿氏苦笑着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的。”
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后，8月17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到北戴刑集体避暑，在这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经委拿出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钢产量只完成了370万吨，离1 070万吨的指标差距很大。毛泽东很焦急，他特别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一吨都不行！他作出了八点指示，其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任务的，区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及开除党籍处分。他还命令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马上赶到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
8月25日，工业书记会议开幕，薄一波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几天后的30日下午，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以及鞍钢、武钢、太钢等几家大钢厂的党委书记，去毛泽东住所，向他当面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说可以。又问武汉、太原、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市委书记、工业书记，行不行？回答都是，行。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答，“可以，我们都作计算了。”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答：“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有10个环节，我们树了10面红旗，只要10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问到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薄一波，薄一波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主意：“我建议把1 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
尽管所有大将都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还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只剩下4个月，任务才完成1/3。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提醒在场各位，“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同工业书记们谈话后，毛泽东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把王鹤寿和袁宝华找来谈了一次，他说：“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账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账，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账。”袁宝华、王鹤寿两人当即把数字细细算了一遍，，从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能生产多少，所有的生产能力还都打了折扣。这样一路细算下来，连谨慎的陈云也觉得，看起来是有希望的。9月1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四天后又发表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
就这样，一个全民炼钢的高潮被掀起了。全国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很多人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门把等都捐献了出来，倒进火红的炉膛中。从当年的报纸中，仍能读出那份难以想象的狂热景象。
8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很抒情的小特写：月光下，一片叮当之声。我一口气穿过了几条大街和小巷，看到家家都在敲碎碗片。我问一位老大爷：“你敲这干吗？”老大爷回答说：“做耐火砖呀！”说罢用手指指月光下的红字标语，一字一字地念道：“全党全民动手大办钢铁工业！”老大爷接着说：“我们泰州市计划要造300个高炉，20天内就要全部出铁呢！造高炉就要耐火砖，现在我们每家计划要交6斤碎碗片敲成的细粉，可单是前四天我就敲了20斤。我和我的小孙子要争取交60斤呢！”老爷停了一会儿，转过脸来问：“小牛你能保证吗？”在旁边筛粉的小牛，大声喊着说：“爷爷，能保证！”
9月28日的《工人日报》报道，“鞍钢二钢厂发射高产卫星，九座平炉一日炼出7 030吨钢”，他们的经验是“工人们在溶化时间冒着高温往炉里吹压缩空气，用大铁棒来回搅动提高温度。”该厂的钢水罐只有20个，一班出九炉钢，需要27个罐，修罐工人在“出钢就有罐”的口号下，勇敢地跳进火红的钢罐里去，时间由一小时缩短到二十多分钟，保证了平炉生产。鞍钢经理袁振还写了一首“有胆就有产”的诗歌：“人有多大胆，钢就有多大的产；二炼钢有那么些胆大包天的好汉，又放了个卫星上天；同志们，有了六千就不愁七千，有了七千就一定会来八千，有八千就一定会来一万……”当时，中国人对苏联造出了人造卫星十分羡慕，于是就把高产的典型都称为“放卫星”。
《光明日报》报道了教育界的炼钢热潮，10月4日的报道称，开封师范学院和河南医学院两校停课炼钢，日夜鏖战，仅用24小时就炼出优质钢17吨。一个叫闻传烈的教授把自己家里烧饭用的破煤火炉抬出来支援炼钢，别人说他年纪大，冬天还要烤火，他坚决地说：“烤火是小事，炼钢才是大事。”23日，该报报道四川农学院的师生在“分秒必争，斤两必抓”的口号下，对本单位和自己家里的东西进行了翻箱倒柜的清理，一周时间里捐献了“废铁铜”12吨半。26日，又报道洛阳市西工区的12个小学联合起来办了一个红领巾钢铁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型土法炼钢炉和两个0.5公尺的转炉，可日产钢40吨，有4 700多个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参加了炼钢工作。小学生半天学习，半天炼钢，从7岁到9岁的低年级学生参加拾废铁、挖掏铁砂、捡木柴和拾缸瓦片等劳动，十四五岁的参加砂型、配料、机械管理、吹氧等劳动，年纪更大一些的就抬铁水包、锻造、搪炉子等。14岁的少先队员白春祥还当上了吹氧炼钢车间的副主任。
10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广西鹿寨县放出了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这个县在一天内生产出生铁20.7243万吨，另产烧结铁28.8139万吨，这个产量等于当年国家分配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年任务。为了放出这样大的高产卫星，全县涌上前线的“钢铁野战军”有11万人，同时还得到了邻近四个县2.7万人的大力支援。它的主要经验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把小炼铁窑改成大窑，并广泛利用旧的砖瓦窑、石灰窑、炮楼、碉堡等来炼铁。
10月3 1日的《天津日报》报道，该市河东医院建成了一个小土炉，在欢腾的锣鼓声中，150多位白衣战士展开了一场夺钢的激烈战斗，年轻的女护士们组成了钢铁运输队，她们从十多里地远的地方一夜之间就运来了20多吨废铁。医生们在炼钢炉边忙个不停，有的用铁钎伸人炉里搅拌，有的用大锤锻打，留在科室的人一有空闲就放下听诊器，拿起20多斤重的大锤去砸钢。
后世的人们，读到这里，也许你在笑，但是，你的眼里也许带着泪。
12月5日，《人民日报》传来喜讯，大炼钢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1 1月底，全国钢产量已达到969万吨，1 070万吨宏伟目标的实现已指日可待，山西、河南、山东、湖南等省份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1959年1月，冶金部宣布，在全民炼钢的伟大运动中，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 108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无比沉重的事实。
其一，1 108万吨钢中，有相当比例是靠土法上马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其中300多万吨是毫无用处的废钢。一份材料显示，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生铁，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0.2%标准的有40%—50070，这些生铁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
其二，全民炼钢不但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一个个机关、厂矿、学校都搭起炼铁炉。有人回忆河南省大炼钢铁的场面：晚上在一个炼铁点，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为了炼铁，山上的树全砍光了，群众家里的铁锅进了炼铁炉，正当收获季节，9 000万青壮劳力上山炼铁，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庄稼却无暇收割而烂在地里。最终，小高炉炼出来却是根本不能用的“海绵铁”。
其三，片面强调“小土群”——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宣称“愈土愈好”、“以土为主”。武汉钢铁厂置现代化设备不用，也在厂区遍设小土群，追求产量“大跃进”。所有的大钢铁厂拼命提高产量，不顾质量，不顾设备的加速损耗和能源消耗。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厂房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就匆匆上马炼铁炼钢。一些年产5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甚至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任何培训，一窝蜂上岗。仅在下半年，建筑工程系统就因事故死亡435人。
其四，因为全民炼钢，使得劳动力空前紧张，从8月份开始，各地迅猛从农村招人进城，到年底，全国企业和国家机关职工人数达到4 532万人，比上一年末整整多了2 082万人，其中，从农村招收的人数就为1 104万人。城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粮食供应立刻严峻起来，而农村的生产力则同时在下降，这成为后来发生大饥荒的起因之一。
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除了钢铁之外，其他所有行业也都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机械部门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平均每年递增50%，铁道部门提出要“全民办铁路”，未来5年修铁路3万公里。1958年，仅中央和省一级的建设性投资就达235亿元，比上一年猛增87%，几乎是“一五”计划的一半，全年建成的大中型厂矿项目就达700个，平均12小时就有一个，地方的中小型工厂更如雨后春笋。因为投资效率极其低下，稍稍积蓄起来的国力被无端消耗掉了一大半，从而造成财政上的紧张。
这一年的9月，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顾准，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参加了大规模的土法炼铁运动。在十年后的一份交代材料中，他描述道：“我对土法炼铁根本没有信心，有一位青年同志到石家庄去学习地下炼铁炉，回来后传授大家照石家庄的炉式挖炉，他说了炉的式样、挖法以后，我追问尺寸大小，详细规格，他答复得不详尽，而且说差一点不要紧之类以后，我就大发脾气，说这怎么能算是传授先进方式云云。其实，我这不是对这位同志发脾气，而是对全民炼铁这一根本方针发脾气。还有一次，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抬焦炭，我大发牢骚，说什么劳动中创造一点什么东西是极愉快的，可是这种劳动却根本无益。我明明知道全民炼钢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决策，具有极其伟大的政治意义，我却用算经济账来代替政治账……”
在无比荒唐的1958年，无论是全民杀麻雀还是全民炼钢，都还不是荒唐的全部。当工业领域自乱阵脚、忙成一团的时候，在广袤的中国农村，5亿中国农民正在干三件事情：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和抱着免费吃饭的幻想集体迈进人民公社。
“放卫星”则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新发明。在大跃进的氛围中，粮食和棉花指标也当然水涨船高。1957年，粮食产量为3 700亿斤，棉花3 280万担，一开始，1958年的粮食指标初定为3 920亿斤，棉花3 500万担，当钢铁指标翻番之后，粮食指标也马上涨到8 000亿斤，棉花则窜上6 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了一倍多。
如果说，1 070万吨钢指标还可以通过全民总动员的办法勉强“完成——尽管炼出来的是废钢，至少还有东西堆在那里，那么，粮食指标就只能靠作假来“完成’了。
早在1957年12月25日，第一个“高产典型”就出现了，《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汕头区的澄海县宣布实现了亩产1 257斤。几天后，河北省沧县声称，他们那里的亩产达到了1 500斤。到了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 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 530斤。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遂平县喳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 520斤，新闻的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在1958年发生的事实却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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