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aldeagle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1946年出生，上海人，南京大学化学系高材生；
·1973年调入中国科大任教，1980年出访法国，1982年回国
·1984年著《中国大趋势》，1992年出访美国；
·1997年回国，投身于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致力于金融策划工作至今。
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的提出者以一本《中国大趋势》风靡全国，家喻户晓，成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之一；
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安徽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成员
美国纽约华尔街三年投资银行工作经历，从一个化学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同世界上众多优秀投资机构建立了广泛并深厚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摩根·斯坦利、萨洛蒙公司、美林公司、花旗银行、大通化学银行和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等
著书《闯荡华尔街》，详细阐述当今世界资本运营和投资银行运作，多次被海外报刊和杂志连载和转载，并已在国内出版发行。回国后，为向国内企业发展奉献自己的真诚和才华，成立了北京南洋林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集各方投资、战略、金融专家，为企业的战略发展、资本运营和跨国运作出谋划策
《资产重组案例 》与《中国创业板上市与投资、融资及股票操作》两书的主编，在全国二百多个城市的企业和机构做过数百次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演讲，被国内多家知名企业聘请为企业的独立董事或常年顾问。
您选择出国，出于什么想法？
当时改革开放后，出国是我最先想到的建议。中国要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要建立新的市场。邓小平肯定了中国的教育要开放。我也是这个政策变化的受益人。
我是建国以来派往法国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我很清楚自己的生涯。作为站在潮流最前端的人，职业生涯是最有利的。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当时有两个可能：留学美国，留学法国。我选择学校的时候也非常成功。我选择了居里夫人实验室。我一去，我就非常清楚我将来回来能做什么。我在法国工作了两年之后，牛津有个实验室出高薪请我，但我当时已决意要回来了，因为我当时学的专业。
有的学生出国糊里糊涂，随便选个学校。你去什么地方一定要先好好策划。去不了美国就去欧洲，去不了欧洲就去澳洲，他也是很盲目。要克服出国选择上的盲目性。当然，作为我来讲，也有有利条件，第一批么，选得比较好。选了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我的导师叫托曼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是国际量子生物学的权威和开创人，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那么这个实验室也就成了世界一流的量子生物学实验室。我作为访问学者也好，作为在那里留学也好，在那里做科研也好，作为他的学生也好，我就会成为中国出去第一个学量子生物学的人。作为第一个就很宝贵，这就是价值，而且是含金量。而这个选择是可以通过自己来实现。像海外考研的，读博士的，因为他有很多人培训。那么选大牌的教授会难一点，因为报的人多。一旦选上了，那就很有价值。
来分析一下，张维迎为什么能成为北大光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他就是当年在剑桥大学（我查的是牛津大学）选了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的诺贝尔奖的获奖人。那他回来，含金量就非常高。一回来就受到特别器重。
同样的，我跟着托曼教授做了两年半的研究。我做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蛋白质分子，叫木瓜蛋白酶的量子化学研究。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它有一定的价值。但从达到某种高度来讲，也不一定有多大意义。但作为开创性的科研工作，不是特别容易。所以82年回国后，就在科技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量子生物学实验室。那我认为是我把量子生物学从西方引进的。所以我很顺利地，成功举办了四次量子生物学与药物设计的全国研讨会。我是量子生物学这个小学科里面的学科带头人。这就奠定了我在学术界的地位。这和我当时留学的选择分不开的。那我也主编了量子生物学的第一套教材。这是个人职业生涯拓展的一个选择，一个策划。
转到金融？
92年去了美国加州理工。我的导师也很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是人类核酸测序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力。我是做蛋白质基因模式的研究。很快地就做出了一些研究。但我发现，要上升成为主流的科研，就要成为研究基金的申请人。但我去的时间不长，不能拿到绿卡，就不能申请基金，不能作为主导研究者。这就严重地限制了我的学术研究。我已经看出我在科研的发展受到我身份的限制。很多不是不可能突破。当时要5、6年，加州理工才会帮你申请绿卡。这就有个机会成本。
我有我的背景，八十年代积极投身了改革开放。我是六届人大代表，提出了企业破产法，参与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起草的讨论。当年也算改革的风云人物。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使我意识到中国下一轮的经济改革会出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是金融。
当时我又有机会投资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使我对股票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当时对科研来讲，这是个业余爱好。我知道中国非常需要股市，需要华尔街。中国缺乏华尔街，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瓶颈。这个时候呢，在人生发展中都有偶然的机会。
有个民营企业家到美国发展，想把华尔街的钱搬到中国市场上来，想把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那么这个想法和我很有共识。他请我去华尔街为他主持这样的机构。这是我人生的挑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做人生职业生涯的那么大坡度的改变，很冒险。如果不行的话，那化学家当不成，金融家更当不成。但作为我个人的价值取向，如果我能在华尔街很好地工作几年再回到国内，我把华尔街的知识带往中国的价值，可能会比我把基因分析的知识带往中国更有价值，受益面会更广，我又会成为开创者。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做出了重大的决定，改行。有巨大机会成本，也有巨大危险。但从现在来看，我这个还是正确的。我回来后很快推起了一系列讲座。在华尔街有三年工作经历，回大陆工作的人不超过10个。在美国写的一本书，叫《闯荡华尔街》，是系统介绍华尔街的科普读物回国后就发表了，一度成为畅销书。上海星期三，一个娱乐报纸，评十本最佳的华尔街，其中就有我这本，而且是唯一的中文版书。
为什么回来？学习经历有何益处？
这是人价值观的问题。作为我这样素质、能力的人，在欧洲、华尔街找到一份工作不难，可以在美国过中产以上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在改革开放中起来思想启蒙者的作用。我在推动观念更新上起过相当的作用。当年香港有个民报月刊，我被评为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
再怎么说，我曾被广大的青年学生，广大的知识分子赞赏过。如果我仅仅在美国做一个高级白领，非我所愿，人生的价值就不大了。最近中央电视台拍我一个人物节目，找到一个海外朋友评我的文章，说温元凯如果一心做学问，现在可以当个院士；如果一心走仕途的话，也可做个教育部司长；如果一心想赚钱的话，可以成为柳传志。结果他都没做，他在追求什么呢？一个思想浪潮的前沿者。这个定位很好，作为一个中国思想改革浪潮中的一个观念更新的推动者。我很高兴，我生活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考虑如何才能成熟？
我也是从大学生时就开始思索的。我认为第一条，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个并不是说赚大钱，做高官，做院士。而是在你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贡献。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生活得更美好。同时，应该把它具体化，一段时间具体化，那么你的生活就不一样。我接触的大学生里面，相当一部分太缺乏前进的动力了。他也努力，当缺乏人生前进的巨大动力。有志和没志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出那么多励志的书。
最近我写了一本《中国近年600多个亿万富翁的研究报告》。而当年我在改革开放初期，写过《历史上的科学人物》，总结了所有诺贝尔获奖者。我发现他们的成功都有共同的规律，就是他们的目光和远见，胆略和魄力，毅力和意志，一种整合资源。大学生在求学期间，社会地位不高，资源少，但你能不能立志呢？
第二条，光立志没有用，还要勤奋刻苦努力。
我发现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没有我们那时候用功。我进南大的时候，20多个人，我的英语成绩是14，排中游。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做了课题，离子极化。很快地深入专业，攻读英语文献。还为了看1923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献，我还自修了德文。
我大二的时候，那66年南大团委一个突击考试，评定我的水平已经达到研究生第二外语水平。又为了阅读文献，自修了俄文。那么后来，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掌握三门外语来读文献。我被授为全国大学生学习标兵，就是我的外语非常突出。那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外语不好，是下了大量的功夫。
第三个，要研究学习的方法，研究成才的道路。我很注意少走弯路。在南大的时候，我的方法论是很好的。具体的，我建议大学生要多听名人的报告，学习要多组织。大学生要增加社会实践，要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你就能增长你的才能。要多读名人传记，名人传记是种无形的营养。不要死读书，要广读书。
做金融，有何素质？
一般大学生，关注就可以。而财经的学生，可以做得深一点的研究。国外工商财经类学生，经常做纸上模拟的股票投资。
去投资银行，有何素质？
大学生大部分都去不了投资银行。那么若有志于投资银行，有几条。对经济，对行业要有深刻的研究，而且要研究规律性的东西。要对企业有深刻的研究。第二条要求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降低风险？
作为个人职业生涯的风险管理，第一，我做了决定，就义无反顾。严格说来，不留后路。综合分析后，我有信心。但实际生活中，我也不担心找不到好工作。
对自己影响重大的事情？
我生活中一定有标志。大学是，是居里夫人。那进了华尔街后，一直关注所罗司等。那回来以后，是李哲凯、丁磊等人的成长。人生每个阶段要树立效仿标志。
找第一份工作？
定位要切实际。找一个好老板，一个指导者很重要。
优势？
为什么做咨询？我有我的优势。在国外工作了那么多年。而且我也注意本土化的细节。出国前也有很长的工作经验。刚回来也有不适应，就几个月时间。
中国将来的科技和创新是被关注的。张潮阳去mit活动，作为与中国的一个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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