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超，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对华学术教育交流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多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及地方史研究上独树一帜。英文专着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4平装再版；2005年中文版）曾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2001年颁发的最佳着作奖，为唯一的华裔学者获此荣誉。该书被美国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及中国学研究最集中的学术评论称为“一本辉煌的着作。它在创造和追溯时空上超凡脱俗。”“为写作地方史创造了一个典范”。说到中国历史，普通人想到的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因为历史记录常常停留在精英文化的层次。但是我眼前的这本厚厚的专着，记录的却是中国最大、最现代、最西化的城市中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真正的海派
这本《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是美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卢汉超教授关于上海历史的着作，是1999年出版、2004年再版的英文专着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的中文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曾上了2005年上海季风书店的畅销书榜。此书英文版出版后，在美国史学界引起相当关注，美国的权威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称之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内日常生活的一份巨细无遗、具有启蒙性的、令人读之津津有味的报告。”美国中国学研究学术评论刊物《国际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认为“这是一本辉煌的着作。它在创造和追溯时空上超凡脱俗。此书再怎么样被隆重推荐也不为过－－这不仅是因为它所表述的上海，甚至不仅是因为它所表述的中国，而是因为它为写作地方史创造了一个典范。”美国权威的跨学科的书评杂志《选择》（Choice）将此书列为“所有图书馆的必备之作”。此外，加拿大最具权威性的历史学刊物《加拿大历史学刊》（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和英国中国研究的最主要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也给此书极高的评价。
卢汉超在中国的导师唐振常先生是一位由文学而转入史界的历史学家，他的“文史不分家”的风格，对卢汉超的历史写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卢汉超所欣赏的美国中国史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作品，也非常注重史学着作的写作风格。史景迁认为他的体验是试图把历史写作建立在特定的架构上，在一个层次上有历史的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给所叙述的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
最近，卢汉超的新作《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Street Cri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Beggars，由斯坦佛大学出版。它从另一个角度贴近社会下层去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的问题。此书将乞丐这个通常不为人重视或只在武侠小说里出现的题材纳入学术研究，从时空上下几个层面探讨乞丐这一群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目前的中国区域史和地域文化的研究方面，自从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区域研究方法后，学界对中国各区域的地方性强调有加，但同时却又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有所忽略。卢汉超则提出，中国各地乞丐文化的相似之处大大地超过他们在地域文化上的不同，使各地的乞讨和乞丐有一种独特而明显的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乞丐文化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尽管有区域的不同和习俗上的多元性，但全国仍是一个基本上一致的文化整体。
卢汉超涉足历史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但是他的简历中没有初中和高中的文凭，也没有大学毕业证书。他于初中二年级辍学，时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年后他成为第一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读中国近代史硕士，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之一。毕业后，卢汉超留在上海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着《赫德传》，赫德是十九世纪在华外国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任清政府的总税务司职位达半个世纪之久，掌控了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影响面最广、历时最久的外国人。《赫德传》成为第一部研究赫德的学术着作，出版后即在海外引起重视，费正清、司马富（Richard J. Smith）等人在其着作中作为大陆最新研究成果加以引用。
他与同仁合写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版的《上海史》是第一本上海通史，主编的《台湾的现代化和文化认同》（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从台湾的经济发展、宪政改革及社会变迁等多重角度，分析了台湾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复杂而敏感的文化认同问题。目前，卢汉超正主编十二卷本英文《亚洲文化与习俗》Culture and Customs of Asia 丛书，其中八卷已出版（美国青木Greenwood出版社，1998年－）。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了解和沟通中西文化，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作家用幽默的语调描述了这一场景：“大家小户，形形色色的马子。横七竖八，散兵线般陈列里巷中，如开‘马桶展览会’，猗欤盛哉！”欧尼斯特．海普那（ Ernest Heppner），一位战争时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上海的生活：“虹口（卢注：虹口有很大的犹太人居住区，里面也住着很多普通的中国人）的房子很少带有厕所。大多数房子的入口处往往放着一只马桶。每天清晨，一个苦力推着一部车子，一边嚷嚷，一边挨家挨户地来倒马桶，以用作肥料”。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几乎有一百万户石库门房子的居民还在演绎着与民国时期差不多的收粪故事，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家庭厕所仍然是“亲爱的马桶”。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六十或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看见的是与其祖父母半个世纪前所见几乎相同的里弄场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上海的一个居民开玩笑似地用“壮观”两字描述那个时代的景象：上百只马桶摆龙阵似的曲曲折折地从弄底一直摆到弄口。住在沿街面房子的住户，甚至就将马桶放在昏暗的路灯下的街道旁。
铁民（Tim Min Tieh，出生于1905年），一位在欧洲和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上海人，1940年当他准备离开被战火破坏的欧洲，在里斯本等候去美国的轮船的时候，他想起了上海街头商贩的吆喝声。起先，他居住于罗塞尔市（Rossio）中心。“葡萄牙司机不断地按着车喇叭，其实街上很空阔，”铁民写道，“每天傍晚坐在窗前，被迫听着令人发狂的噪音，回想起童年时代老上海街头摊贩们悦耳的叫卖声，对照是如此强烈，我不禁感到颇为遗憾。”于是铁民开始写了一篇题为《老上海的街头音乐》（“Street Music of Old Shanghai”）的散文，以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写作不久就中断了。但他对上海街头如音乐一般的吆喝声的怀念并没有随之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