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泽远（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前天说，中国的政改不能着急，一切政改都要有条件来推进。有关人士认为，李君如强调政改要稳健，是要给近来高涨的政改呼声降温，降低公众对政改的期望值。

　　中共十七大报告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取代以前的“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中共希望改革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传统政治体制。十七大后，一些高级官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以及官方媒体要求加快政改步伐，并积极探讨政改途径，在社会形成一股政改舆论声势，拉高了人们对政改的期待。

　　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有人大代表和学者痛陈现存政治体制给国家财政和社会公平带来的危害，呼吁官方利用建立“大部制”的契机，在改革财政预算、监督行政权力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但官方显然也不希望政改呼声过高给自己带来大的压力。在这次“两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和委员都不在正式场合上讨论政改，也很少有代表和委员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谈论民主和国务院机构改革。

　　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共十七大宣布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1990年代以来政改一直被官方视为敏感话题，大多数代表和委员都深谙中共的政治纪律，在正式场合都会避谈政改问题，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据中新社报道，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加“两会”的李君如前天强调，政治改革不能盲目，“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验，试验之后如果失败还可以重来，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是不能重来的”。

　　作为中共理论家的李君如担心，如果政改失败，中共可能会像前苏联共产党那样垮台。“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而且每一步推进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像前苏联那样叫得很响，老百姓却没有任何实惠，结果国家都垮了。”他说，没有过分宣扬政治改革正是中共的高明之处。

　　李君如声称，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至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搞了30年了。”

　　中新社引述李君如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标志，但当时并没有进行经济改革，而是先进行解放思想和政治民主，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先有政治民主，才有经济改革，才有市场经济”。

李君如称赞邓小平“是个战略家，同时也是个策略家”。“邓小平先生把政治改革结合到经济改革中，如农村包产到户是经济改革，但包产到户过程中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实行了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度。”
　　不过李君如也承认，中国经济改革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有许多障碍，而这些障碍更多的是和政治体制相联系的，比如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相联系。所以这次把政府行政体制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提出来，实际上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